三

春秋公羊学对汉政的第三个重大影响，是公羊家学以致用，积极赞助武帝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包括公羊家在内的儒家各派最为重视的国家典礼，是皇帝以天子身份向“太一”神即天父汇报自己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治绩优异的证明。行封禅大典，是所有官员和儒生最希望实现的政治梦想。早在元狩元年十月，武帝行幸雍，祠五畤，捕获一头奇异的野兽，其特征是有角且“若麃然”，有司上奏，以为是“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63]。在儒生心目中，麟是仁兽，是太平盛世的先导，孔子作《春秋》，即“绝笔于获麟”。与此同时，又有人献上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64]。公羊家学者终军认为此二物生当其时，都是因为武帝的功德超越前代封禅之君王所致，因此提议武帝封禅泰山以回应这两个嘉瑞。武帝虽然没有立即采纳儒生的这项建议，但随着公羊家关于太平世理论的鼓吹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封禅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这种民意呼声，可以从司马相如的绝笔之作看出。司马相如以辞赋名家，但他对于自己辞赋家的身份却深以为耻。他的理想是作为一名学者赞助朝政，于是在临终前，认真打磨了一篇文章，令其遗孀上交武帝。在这篇最后的遗作中，司马相如不再写为皇帝所轻贱的辞赋，而是义正词严地以学者身份进言，劝武帝行封禅事。在这篇令武帝错愕的文章中，他赞美武帝治下的大汉“符瑞臻兹”，认为早已可以进行封禅，但皇帝过于谦逊，以为德薄而不敢道封禅。他于是引史书“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颜师古注：“谓武王伐纣，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为证，认为当今的皇帝“仁育群生，义征不，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液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则应响应天意，行封禅大礼。在文末，司马相如再一次恳请武帝顺应天意民心：“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徳，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65]这篇文章是他的临终遗作，作者不必再顾忌时人的褒贬和皇帝的赏识与否，这完全是司马相如自己的心声——也是当时大多数士子共同的愿望。

元鼎四年，在后土祠旁，有乡人挖得宝鼎。其实，以客观的立场而言，这件时人认为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挖出周代青铜鼎的小事。但举国上下为此兴奋不已，人们认为这是天意的再一次显现，此事与封禅大有关联。司马迁详细记载了此次事件的经过和后果：“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曣翚，有黄云盖焉。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烹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66]对于此鼎的适时出现，多数朝臣认为乃是周代之鼎，而公羊学家吾丘寿王则立意新奇，断言此乃汉鼎。他认为：“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67]吾丘寿王的应对大得武帝欢心，得到十斤黄金的赏赐。这是典型的公羊家做法，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所学联系时政、服务时政。

白麟、宝鼎，是汉代儒生认可的祥瑞。公羊家终军、吾丘寿王的巧妙附会，一方面是公羊学理论的申扬，另一方面也是时人共同期许的代表。朝臣与民众的热切期盼、司马相如等文士的文章鼓吹、公羊家的推波助澜，促使武帝开始着手与公卿、诸生讨论封禅事宜，经过长达三年的准备，于元封元年，封泰山禅梁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