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时期的儒学独尊政策肇始于汉武帝，但众所周知，汉武帝并非是重视儒学的全部，而是仅看重能对汉政起到指导、扶持作用的《春秋》经；他对于阐释《春秋》经的三家也不是一视同仁，而是偏好学以致用的公羊学。即便是对公羊学的提倡，汉武帝也绝非毫无保留，他对之采取的是最大限度利用的策略。汉武帝的治术本质，是霸道，他采择公羊学，乃是以之来润色、修饰自己的霸道，这就是著名的以“霸、王道杂之”为特征的“汉家制度”。这一制度始于汉武帝，大成于汉宣帝。这种治术的精神，是外儒内法。武帝和宣帝，一个是西汉最有为的雄主，一个是西汉的中兴之主，他们都有着元帝那样的庸主所不具备的政治智慧。在他们的眼里，倡导以公羊学为主体的儒学，仅仅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儒家极力攻击的秦始皇、李斯，名声虽然不好，但治术实在高明。所以，要想找寻真正的治国精髓，还是要在倡导霸政的法家那里求教。因此，武帝和宣帝虽然都提倡公羊学，他们也都提拔公羊学家公孙弘等大儒为公卿，但他们并不认可公羊学，公羊学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也仅仅是表面的荣耀，公羊派的学者们并未真正得到重用。

元帝继宣帝后即位，他和其父不同，自为太子时起，他就真诚地皈依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他曾委婉地劝谏宣帝专任醇儒而不被采纳，等到自己登基后，他立即将自己对儒学的崇敬付诸实施。在他的一系列真正尊儒政策实施后，儒学开始真正繁盛，开始真正进入千门万户。在这一有利情势下，公羊学大展所长，全面而深入地开始了对社会所有方面的濡染，逐渐确立了自己学术与思想的权威地位。

公羊学家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是很有策略的。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先确立自己所凭附的母体《春秋》经的神圣地位。汉武帝确立了尊儒的国策，儒家五经因此成为官方认可的权威文本，是官方意识的体现，是钦定的国家指导思想和社会人伦准则。公羊学借此来极力强化《春秋》的这一特点，这样，经与皇权结盟，《春秋》这部书就不仅是一本书，它成为孔子秉承天意而作、为汉家立法的凭证——亦即公羊学家所推演的“《春秋》当新王”理论[2]。经过这样的神化，《春秋》一变而化身作权威的政治力量与法律武器。在公羊学家极力鼓吹之下，《春秋》经的神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四经，《春秋》因而化身为了终极的真理，公羊学家要求士子们对《春秋》唯有先验地相信和崇拜，而不允许有第二种认知存在。公羊学家神化《春秋》经的另一种方式，是极力强调该书与圣人孔子的紧密联系。孔子生前郁郁不得志，却在去世后地位渐高。汉高祖首开帝王祭孔的先河，武帝也加强了对孔子的崇拜，追赠孔子封号，册封孔子后人。公羊学家借着帝王崇圣的机会，从学理的层面进一步将孔子神秘化与圣人化，追尊他为素王。在众多的公羊学家中，司马迁的作用需要特别一提。他写《史记》，打破体例的常规，列孔子入世家，并公开表达自己对孔子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无限崇拜之情，认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与周公并肩。在巧妙提升孔子地位之后，公羊学家们顺理成章地将孔子倾心的《春秋》列为五经之首，由此，将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派列为各儒家学派之首。凭借着这样的手段，公羊学家们成功地将本学派与《春秋》经和孔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借着《春秋》经和孔子地位的尊崇，来圣化公羊学理论。所以，西汉中期以后的学者、文士，多承认公羊学的独尊地位。当时的大儒如匡衡，倾心于公羊学为“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的“永永不易之道”，因而建议汉成帝要深思熟虑公羊学理论，认为如此便可以臻于至治[3]。

既然西汉中期以后的公羊学派有这样高的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则它的影响也一定是相应的大。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一时期学者和文士的治世理想，主要的理论来源就是《春秋》公羊学，文士们的文化观念与政治理想，也相应地公羊学化了。例如，汉初还不乏传习的晚周诸子学，在此时期已基本上被边缘化。像扬雄这样的大儒，就曾尖刻地批评诸子之说。在《法言·吾子》篇中，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将各学派经典的成色与女子的美色联系到一起，谓“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他将那些诸子学派的学说归入到君子不当取法的“不合乎先王之法”的范畴里去。他说“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峛崺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山径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扬雄的上述意见，充满了学者的偏见。他不是从学理的角度仔细地比对各家学说的优劣，而是武断地以学术品位的高低与学术路径的正邪等主观感受，来吹拍儒学，贬低诸子。扬雄的这些偏见的产生，主因是武帝以来的经学独尊政策导致的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的一家独大。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灌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思想，西汉中后期的学者和文士，在这样的教化改造之下，发自内心地认同今文经学与公羊学的真理性。这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真诚热爱的儒学思想的唯一“真理”地位，而可以无情地强力铲除那些儒学之外的杂草和毒草。还以扬雄为例，他认可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标准性、唯一性和真理性。《汉书》本传称扬雄从小就是有选择地读书，他“非圣哲之书不好”，他断言“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4]。以尧、舜、周、孔这一正道准绳来衡量的话，诸子之说自然就成为扬雄所谓的异端邪说了，“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曾经的与儒学并列的诸子，无一不是该斩尽杀绝的害人思想[5]。扬雄武断地坚持今文经学价值标准的唯一性，与董仲舒“去其所与异，从其所与同”的主张异曲同工[6]。前有董仲舒，后有扬雄，他们所开创的抹杀诸子而独尊孔圣的理论，否定了思想的自由争鸣，他们强调的是统一于以公羊学为主体的今文经学。这种井底之见，却随着儒学的扩展，而渐渐成为那一时期学者和文士所认可的真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西汉中后期人在其奏疏和文章里不厌其烦地称引公羊学义，以之为自己的理论支撑，这种文学现象，渐渐成为时代风气。学者和文士们认为，公羊学等儒家经典是宇宙真理，包容一切，能够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问题，它是知识的终点，是王道政治之所出，是治世当依据的准则。已故学者段熙仲先生在其《春秋公羊学讲疏》一书的第六编第二章“公羊古义辑”中，收录了大量摘自《史记》、《汉书》的文士奏议。这些奏议针对的现实问题虽然不一样，但所反映的学术实质却是一样的，即上文所述的那些方面。

由此可见，随着公羊学化所代表的今文经学的普遍崇拜的形成，对它的运用也就逐渐展开。不仅仅是士子在随时征引它，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帝王更是在这一点上施展其谋略。公羊家不遗余力地推尊本学派，但最后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前有武、宣，后有王莽，这些皇帝对公羊学的过度利用，透支了公羊学，使得公羊学无论是从学理层面还是信仰层面都日渐失去了可信度，使得以《公羊传》为主体的今文经学走向末路。武帝和宣帝以经学来缘饰霸道，上文已经论及。在此，将谈谈王莽对今文经学的利用。和武、宣这样的帝王不同，王莽有着深厚的学养，他是帝王，更是儒生。他谙熟今文经，同时又心向古文经，他利用今文经学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唤起知识阶层对自己的支持，这是对王道理想的利用。王莽代汉得到了儒士阶层的普遍支持，自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知识阶层普遍受到他尊儒言动的魅惑，从而将自己的王道理想无保留地托付在王莽这位儒生皇帝的身上。但历史的事实却很残酷地揭示了王莽利用经学的真实情况，据《汉书》的《王莽传》，王莽的兴衰极具传奇色彩，他出身臭名昭著的外戚家族，却能够矢志好学，而且尊老爱幼，生活节俭，和一般的王氏外戚的骄奢淫逸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成为知识阶层普遍认可的本阶层代言人。在政治势力和学术势力的共同作用下，王莽得以跻身统治集团的最高层，随后他也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儒生阶层的期待。他增加了太学弟子的员额，荐举名儒为高官，捐献钱粮赈灾，获得了士人的认可。在“王莽礼贤下士日”，儒生欢欣鼓舞，他们理想中的圣王、梦想中的盛世，都有了实现的可能。因而，儒士们赞美王莽贤明，对他的以新代汉，也基本上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天意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样的一片欢声中，扬雄的《剧秦美新》适时出现。后代的读者因为不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不明白这篇文章创作的背景，因此一味苛责扬雄，认为扬雄一生自甘淡泊却晚节不保，他们为此感到惋惜。该文作于王莽刚刚代汉时，那时的王莽深孚众望，扬雄的颂美其实代表了当时舆论的普遍意见，并不是违心的阿谀奉承。在这篇文章里，扬雄对王莽的赞美是作者的真实想法，这样的颂美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作者首先回顾三代的治世，先确立了一个理想中的政治标准，再以此标准来衡量、批判战国以来的暴政。有了标准，有了反面典型，接下来再叙述王莽的新朝顺应天命，以德服人，是天意的体现，是儒家王道理想在人间的实现。这一判断的祥瑞证据是“玄符灵契，黄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云动风偃，雾集雨散，诞弥八圻，上陈天庭，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塞天渊之间”，王莽奉天承运，建立新朝，“穷宠极崇，与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创亿兆，规万世，奇伟倜傥谲诡。天祭地事，其异物殊怪，存乎五威将帅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铺衍下土，非新室其畴离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鸠丹乌，素鱼断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来甚勤”。接下来，扬雄虽不失夸张却大体写实地描绘了新朝的新气象：

昔帝缵皇，王缵帝，随前踵古，或无为而治，或损益而亡，岂知新室委心积意，储思垂务，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恳恳者，非秦之为与？夫不勤勤则前人不当，不恳恳则觉德不恺，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神卦灵兆，古文毕发，炳焕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轩旌旗以示之，扬和鸾肆夏以节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终以尊之，亲九族淑贤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仪也；钦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祇庸烁德懿和之风，广彼搢绅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濩流衍而不韫韣，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仪，奸尻寇贼，罔不振威。绍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厥被风濡化者，京师沉潜，甸内匝洽，侯卫厉揭，要荒濯沐，而术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禅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业也。盖受命日不暇给，或不受命，然犹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时，崇岳渟海通渎之神，咸设坛场，望受命之臻焉。[7]

在这篇给扬雄带来身后骂名的大制作里，扬雄歌颂王莽膺天命、和民众、徕夷狄，这样的歌颂是真诚的。因为，如果和昏庸的刘汉皇帝比，王莽即位初期的作为，确实让各阶层民众感到希望和振奋，他们视新朝为王道理想实现的证验是很正常的。有学者将王莽成功归纳为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作为外戚能够接近最高权力，二是其行事风格与执政策略符合西汉士人的政治理想。第一个是现实政治的利好，第二个则是学术思想的利好[8]。王莽能够代汉，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汉失德已久导致了士人对王道政治的渴求分外强烈，而这又是武帝以来公羊学思想长期浸润的结果。

所以说，西汉后期思想界事实上被公羊学主导，文士的人格被公羊学形塑。因此，其创作也就必然地显现出儒学多方面的内涵。而西汉经学的文学观认为，文学要颂美时代的美政，讽喻批评时代的弊政，以此来干预时政，表现文士的担当。可是，在现实中，颂美易流于谄谀，而批评却易招致祸患。文士的书生理想与现实忧患，令他们内心冰火交战，顾此失彼，因而矛盾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