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视角下的海合会集体认同变迁
在建构主义者眼中，“共同认同”的实现依托于“一种生产性的和自我强化的态度以及行为的社会建构”[41]。可见，国家集团成员的集体认同并非外在于相互作用和社会化过程，而是通过互动与社会化创造和再造出来的，这也说明了分析集体认同时进行历史性的动态解读的必要性。因此本部分内容在考察海湾六国集体认同时仍以海合会国家互动合作的历史进程为线索，对六国之间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加以考量。
（一）海合会成立前的海湾六国早期集体认同
在海合会成立前，海湾六国早期集体认同的发展便同阿拉伯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显示出对后者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关系。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前的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海湾六国相继获得民族国家独立，六国之间在多个领域的交往开始日益密切和频繁，六国地区层面的集体认同也逐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遍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衰退迹象开始显现，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南北也门内战中埃及同沙特的交手、叙利亚干涉黎巴嫩内战以及埃及同以色列媾和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开始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在阿拉伯民族认同面前，新生的海湾君主国政权及其之间初露端倪的集体认同仍显得较为脆弱和单薄。为更大可能地获得对六国集体认同合法性的广泛认可，以实现国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海湾六国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表现出极大的认可和尊重的态度，同时努力发展和维护六国之间的集体认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首先，在对待阿拉伯民族认同方面，海湾六国的做法和态度一方面表现为对六国自身阿拉伯属性的强调和官方场合下的正面表述，如1975年沙特哈立德王储继承王位后发表的新政府公报在表明其外交立场时表示：“先王制定的外交政策的第二根支柱，在于巩固阿拉伯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建立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明智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一努力将依靠伊斯兰的团结和阿拉伯阵线的巩固这两大支柱来付诸实现。”[42]又如1980年，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前，巴林的埃米尔号召阿拉伯国家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合作，“因为它是阿拉伯的海湾，而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地区认同”[43]。另一方面体现为六国之间合作时对阿拉伯民族认同表现出的审慎和顾虑，如阿盟宪章中强调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紧密联系，这给海湾六国进行地区合作时覆上一层泛阿拉伯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六国间多边合作会使其他阿拉伯国家担心一种凌驾于阿拉伯共有身份之上的地缘关系产生的国际合作行为将助长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离心思想，[44]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六国在建立合作机构或进行法律规章等方面的合作时不得不将伊拉克也吸引在其合作框架之内，以显示其地区合作的阿拉伯特性。
其次，海湾六国在名义上保持对阿拉伯民族认同尊重的同时，通过加强多方面合作来塑造并发展其地方集体认同。在海湾六国看来，它们是由共同的文化与利益联系起来的独立实体，因此，它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是不同的。[45]事实上，海湾六国更倾向于将其他阿拉伯国家视为某种威胁，因为它们一直担心，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往来合作有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于统一的记忆和希望，但作为新兴的石油国家，海湾六国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民族认同旗号下的任何示好行为所隐含的经济动机都表示怀疑。由此海湾六国之间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理念，即“共有认同使它们成为天然的盟友，希望通过合作推动共同利益，并在自身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划出象征性的界限”[46]。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1979年10月16日沙特塔伊夫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是马斯喀特会议的延续，主要讨论马斯喀特会议中阿曼的议案。与马斯喀特会议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次会议由海湾六国外长组织并出席，而将伊拉克排除在会议之外，这不仅对后期海合会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对于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从海合会成立到海湾战争期间的海湾六国集体认同
1981年5月25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这不仅是海湾六国团结协作、联合自强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表明海湾六国实现地区化合作、构建地区集体认同步入新的阶段。从海合会成立到海湾战争爆发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认同的衰微之势更加明显。尽管如此，海湾六国在官方正式场合仍有意强调其阿拉伯文化属性与阿拉伯民族色彩，并通过在阿拉伯地区事务中的态度和表现显示其对于阿拉伯兄弟国家的支持和友善，以此来表明六国对于阿拉伯集体利益和认同的认可与尊重。具体表现为：
海湾六国在海合会第一次首脑会议公报中强调：“（海湾六国）陛下和殿下们研究了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民族的侵略升级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以对阿拉伯民族负责的精神讨论了以色列顽固地侵犯兄弟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毁灭性的战争……他们强调他们站在叙利亚一边，并完全支持它。”[47]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章程中，六个成员国强调制定海合会章程条款的目标为“为了把它们的努力用来加强和服务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事业”[48]，尽管在章程的具体条款中没有一条涉及与阿拉伯民族或阿拉伯联盟相关的实质性内容。
在海合会成立之初，海湾六国首脑在多个正式场合申明该组织成立是出于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构想和深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如在海合会第一次首脑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不是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分化与偏离，而是一种推动和支持。同样，在海合会成立之初，沙特国王哈立德宣称，这个新的地区组织将致力于全体阿拉伯国家的事业，因为海湾地区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9]
在安全层面，在阐述海湾六国安全威胁的根源时，海合会公开标榜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共同说法，即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近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危险，来自以色列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行动。因此通过采取这样的立场，海合会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同阿拉伯民族的安全联系起来了。
事实上，在标榜和利用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同时，海湾六国真正关注的是围绕国家利益的核心理念如何强化海湾六国地区的集体认同。如前文所述，六国集体认同与阿拉伯民族认同存在着一种既依赖又排斥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强调对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归属和认可能够为海湾六国国内政权合法化提供支持和保护，进而为海湾六国建构集体认同避免来自海湾地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与敌视提供合理化支撑；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与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实际接触中海湾六国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谨慎和警惕，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六国当时面临的地区与国际安全环境复杂而严峻，但海湾六国宁可完全依托经验不足的海合会独立处理其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而拒绝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帮助并与其保持适当距离，具体原因包括：（1）尽管《阿拉伯集体安全公约》仍然有效，但阿拉伯国家在集体安全方面少有建树；（2）埃及、以色列的媾和使得埃及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度渐行渐远；（3）同伊拉克的任何亲善举动与协定都有可能招致伊朗的敌视，从而扩大安全威胁；（4）叙利亚同伊朗关系的拉近加之叙利亚的激进言论对于相对保守的海湾君主国家而言颇具攻击性；（5）更令海湾六国担心的是，阿拉伯民族认同的过度强化有可能激发阿拉伯内部合作的更高要求，如果在阿拉伯民族认同框架下将石油资源理解为“阿拉伯的资源”，则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海湾石油国家有义务同阿拉伯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共享石油财富。出于上述考虑，海湾六国加快了合作步伐，同时六国间的集体认同意识也随之不断加强。具体表现为：
首先，应当说，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表明海湾六国开始公开标榜自身集体认同的形成，并且在海合会诞生之初的官方文件中进行了明确阐述。如海合会第一次首脑会议公报指出，“他们（海湾六国元首）意识到他们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他们人民之间的社会融合的必然性”，“他们重申，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由本地区的人民和国家负责，这个委员会只是表达这些国家的意志，保卫和维护其安全与独立的权利”[50]。对此，相关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海合会成立）主要的目标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家能有更安全的环境，满足其公民对一个更具紧密性的海湾认同的渴望”[51]。
其次，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发展体现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如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协议第八项条款规定，“成员国应商定若干行政原则，确保任何成员国对待所有其他成员国的公民，就像对待自己的公民那样，不加任何区别或歧视”，可见在海湾六国的目标规划中，“海湾公民”的意识已开始深入人心；协议第十四款指出，“成员国应在扩大技术合作领域方面进行合作……，使得从国外购买的技术适用于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和实现其进步与发展的愿望”[52]，该条款使用了“本地区”的概念，说明海湾六国地区化意识以及地区认同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此外，海湾六国集体认同还体现在海合会成员资格的封闭性上。由于海合会成员国只限于海湾六国，并且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能否加入该组织没有任何规定或暗示，对此阿拉伯舆论曾表示质疑，六国领导人不得不通过媒体发表声明，强调六国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异常相似的基础上进行协调的，保持这一点是合作成功所必需的。这一声明实际上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海合会不打算向海湾或阿拉伯其他国家敞开大门。同时，与国际组织惯例不同的是，海合会没有对成员会籍、退会以及停止成员权利等问题做出规定，由此充分表明六国精诚团结、合作到底的决心。
总体来说，在海湾危机出现之前，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海湾六国在发展地方集体认同的同时，一直要与阿拉伯民族集体认同保持着名义上亲和实则疏离的矛盾关系，但这并未对六国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海湾六国一体化的进程中，六国集体认同逐渐形成并不断获得深化与发展。在其作用下，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与安全合作持续进行并取得一系列成果，这对于六国建立和深化彼此间的信任发挥了重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三）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海湾六国集体认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从而引发长达半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对海湾地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海湾六国地区主义以及六国国家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这一阶段，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发展主要因循两条线索：一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与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关系，二是国家主义兴起后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与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1.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的海湾六国集体认同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不仅让人们看到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吞并，同时也导致阿拉伯阵营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瓦解，从而促使阿拉伯世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终结，正如当时的埃及外长加利所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对兄弟阿拉伯国家领土的侵占带来了惨痛的现实，包括传统的泛阿拉伯安全概念的瓦解”[53]。
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与阿拉伯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转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湾六国作为一个国家集团公开与反伊拉克国家组成新的地区安全轴心，二是海湾六国能够在公开场合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宣称其“海湾”身份与六国集体认同的存在。
第一个方面集中反映在“阿拉伯八国集团”即“6+2模式”的出现上。海湾战争之后，海湾六国同埃及、叙利亚两国迅速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宣言强调，八国将建立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秩序，保证八国之间推进战略与军事合作，并达成谅解；后两个国家因为它们对六国的军事承诺和部队支援而得到优厚的补偿，其中埃及欠海湾六国的外债被一笔勾销，这些债款约占埃及外债的三分之一，而叙利亚则从六国那里获得了巨额经济援助。应当明确的是，海湾六国同埃、叙两国“6+2模式”的出现构成了海湾地区新的安全防卫轴心，但这种合作缺少了先前的阿拉伯兄弟国家基于共有民族认同的成分，更多的则是一种各自安全战略与现实利益驱使下的权宜之计与政治交易。
第二个方面则由海湾战争中阿拉伯阵营的内部分化和富国、穷国之间矛盾的激化所引发。海湾战争中，战争立场的不同导致海湾石油富国同巴勒斯坦、也门、苏丹等贫穷国家关系恶化。实际上，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是财富资源占有不均导致阿拉伯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贫穷阿拉伯国家对海湾君主国家坐享石油财富强烈不满，甚至许多人认为，石油是阿拉伯人的共有财富，应当用于阿拉伯民族共同事业并由阿拉伯人共同分享。随着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贫国还得出了海湾富国统治者已沦为西方帮凶及其利益保护者的结论。面对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批评与质疑，海湾六个石油富国的集体认同感与“海湾”身份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与强化。1994年在开罗举办的“阿拉伯联合研究中心”学术会议上，一位阿联酋政治学家向所有与会的阿拉伯知识界同仁表示：“我认为一些阿拉伯人对‘海湾’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并对那里的人们有一种误解。遗憾的是，这种误解在阿拉伯民众当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这种误解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那里除石油以外一无所有。”[54]可见，伴随着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疏远和误解，海湾六国已开始公开阐明其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
2.国家主义兴起后的海湾六国集体认同
海湾战争的另一个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就是在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同时，激发了阿拉伯各国国家主义认同的进一步凸显。阿拉伯国家曾一致表示，每个国家都应确定自己的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为本”的观念正式替代了先前的阿拉伯民族利益为先，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海湾六国来说，其国家利益原则与国家主义认同的彰显通过《大马士革宣言》得到了突出展现。实际上，由于多种阻力，《大马士革宣言》并未发挥其真正效力而空为一种政治活动，但其坚持的“主权作为阿拉伯内部政治基础”的原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该宣言，海湾六国表明了国家主权与安全密不可分的原则。宣言强调“尊重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在自然资源和经济财富方面的主权原则”，从而承认了国家边界的合法性、各国处理自身安全问题的权利以及对资源的独享权，面对曾一度挑战国家利益原则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微，海湾六国更愿意将国家主权规范与国家认同原则作为地区秩序的基础。
关于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辩证、矛盾的关系，前文已经进行了介绍。当地方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一致时，二者会互为动力，彼此促进；如果地方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缺乏契合，产生差异，那么作为国际政治体系第一要务的国家认同和利益将会对集体认同产生解构性的破坏作用。正如建构主义倡导者亚历山大·温特所言：“更高一级的群体威胁原来群体自身需求的实现，原来的群体就会反对更高一级的群体的形成。”[55]对于海湾六国而言，一方面，在六国一体化进程中，建构地区集体认同、培育六国“海湾”身份意识是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与要求，另一方面，海湾战争造成的特殊地缘政治气候，使得六国国家主义和认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衰退后获得前所未有的凸显与张扬，在此背景下，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出现错位与矛盾在所难免，如海合会普遍存在的成员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协调整合方面节奏拖沓、少有建树的局面的出现集中反映出六国国家主权有限让渡的缺失导致的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2001年的海合会马斯喀特峰会上向其他伙伴国家呼吁不要再躲藏在“一个被夸大的主权概念”里面了。[56]
（四）从伊拉克战争到中东剧变的海湾六国地区认同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东格局出现新一轮变动，地区大国影响力下降，阿拉伯阵营内部对立进一步公开化。在对伊拉克战争态度上，海合会国家立场基本一致，或隔岸观火，或坚决倒萨。而此时的阿盟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歧，无论面对美对伊动武还是布什政府的“大中东计划”，均未能发挥出有效作用。正如一位阿拉伯学者在伊战前所言：“阿拉伯世界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不断逼近的美国打击伊拉克行动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各不相同的动机、恐惧和利益。”[57]而在2010年底发生的中东政治变局中，由于埃及等传统地区大国无力对阿盟工作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而域外大国对影响中东地区的意愿和能力有所减弱，沙特、卡塔尔等国主导下的海合会顺势扩展权势，借助和引领阿盟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发挥出更大作用。[58]有专家指出，在这轮阿拉伯剧变中，阿拉伯世界的权力核心已经被阿盟目前的主角海合会国家所掌控，海湾君主国家成为这次政治危机中战与和的决定性力量，同时阿拉伯的政治重心将由北非地区转移到海湾地区。[59]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东政治危机冲击下，随着阿拉伯地区地缘政治版图进一步碎片化，阿拉伯民族认同进一步遭到侵蚀，这与海合会国家在中东变局中的“外交干预”行为有着密切关系。自危机爆发以来，海合会国家配合西方势力高调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干预中东政治转型，破坏了中东原有的政治生态。“当前海湾国家联手西方干涉阿拉伯邻国的外交行为，与近一个世纪来几代阿拉伯政治家和有识之士谋求联合自强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却与西方大国一贯奉行的‘以阿制阿’、阻挠阿拉伯世界联合趋势的霸权主义路线不谋而合”[60]，这对于阿拉伯世界自我整合进程以及阿拉伯民族认同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民族认同已经完全从昔日海湾六国认同的掣肘沦为六国政治外交行为的工具。当然，六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民间普遍存在的阿拉伯民族认同和情感仍然不容忽视。
在海合会地区认同方面，2003年不仅是影响地区格局的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一年，同时也是海合会加速一体化合作与深化地区认同至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该年度海湾国家关税同盟正式启动，以此为标志，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入新的阶段，开始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向货币联盟和共同市场迈进，这对于海湾六国增进和强化地区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地区经济一体化可以理解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国家和社会，在经济相互依存或彼此期望的基础上，通过有意识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加深相互间经济领域的融合与趋同，并在该领域确立起相应的共同规则与制度，在此过程中地区一体化国家的集体认同不断获得提升。具体到海湾六国，随着海湾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的相继建立以及货币联盟取得一定进展，六国之间的“海湾”身份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海湾货币联盟对于六国集体认同与统一身份具有深远意义。因为一旦六国实现货币统一，就意味着经济一体化进入高级阶段即经济联盟或完全一体化阶段，将意味着可以把六国视为一个经济实体，并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由于六国内部尚有分歧和争议，货币联盟挫折不断，但制定与实施该目标本身就表明海湾六国之间集体身份认同实现了进一步提升。此外，2008年1月正式启动海湾共同市场，2009年12月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四国联合签署货币联盟协议。当2011年的中东政治危机蔓延到海湾地区后，海合会成员国抱团应对，相互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并且在巴林政治危机中由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安全部队“半岛盾牌”帮助巴林政府平定乱局。经济领域的合作同样不断深化，在2015年12月海合会第36届峰会上，为配合饱受低油价掣肘的成员国寻找新财源，海合会成员国已就引入直接税等经济一体化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国家认同关系层面，经历了90年代以领土边界矛盾激化为典型表现的国家主义的反弹与兴起，海湾六国国家主义认同逐渐回归平稳与理性，但随着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和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成员国国家认同与利益也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让渡，由此导致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适应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经济合作方面，海合会六国多从各自利益出发而缺乏一定的利他行为，造成经济一体化在执行层面障碍重重，以至于阿联酋总统哈利法在2005年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呼吁，目前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现状与成员国国民的愿望尚有很多差距，应培养“海湾”公民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61]在政治领域，由于各国不愿放弃本国在防务方面的主权，在合作进程上顾虑重重，经费分担上争论不休，从而阻碍了六国防务一体化进程（单独与西方国家合作）。随着中东政治危机的演进，海合会顺势崛起的同时组织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海湾六国地区认同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危机，其中以沙特和卡塔尔之间的矛盾最为典型。由于两国都试图填补地区大国力量收缩后的地区权力真空，如对阿拉伯国家外交主导权之争、对伊朗态度之争、对相关国家在野势力的立场之争等，虽然在具体事务上两国多有合作，但双方一直明争暗斗，并导致2014年3月沙特、阿联酋与巴林联合要求撤回三国驻多哈大使的外交风波，2017年6月更是发生了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在内的七个国家相继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的危机。这些事件再次表明海合会一体化合作中国家个体利益与地区利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
可以预见，只要一体化进程继续深化，必然要求海湾六国集体身份意识与地区认同感的加强，客观上将对六国国家利益和个体认同形成更多挑战。如何妥善处理地区集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推进成员国家互信与合作的发展，是海合会仍将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