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问题

考察海合会成员国集体身份问题，首先应把握六国之间分歧与争端的状况以及当事国处理争端的方式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因为缺乏和平处理争端与矛盾的热情与能力将意味着成员国之间自我克制和彼此信任的缺失，进而影响到六国集体认同的稳定与发展，并由此使得海合会国家集体面临被解构的风险。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海合会六个成员国的时候往往将视线更多地投放到六国经济一体化以及安全防御等领域，对于海湾六国内部阵线的牢固性问题则缺少进一步关注。其实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领土与边界纠纷以海湾地区最为集中，而海湾地区的领土边界问题中海合会六个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具体包括：（1）阿曼与沙特：布赖米绿洲之争；（2）阿曼与阿联酋：布赖米绿洲之争；（3）沙特与阿联酋：豪尔奥台德地区之争；（4）沙特与卡塔尔：豪尔奥台德地区之争；（5）沙特与科威特：中立区、卡鲁岛、乌姆马迪拉姆岛之争；（6）阿联酋与卡塔尔：舒拉阿瓦、乌达德、哈卢勒、拉沙特等地区之争；（7）卡塔尔与巴林：哈瓦尔岛、法什特迪贝勒、基塔特迪拉达群岛以及领海之争。

其中，沙特与卡塔尔之间曾在豪尔奥台德地区归属问题上于1992年和1993年发生武装冲突，卡塔尔与巴林之间在哈瓦尔群岛等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曾在1991年发生军事摩擦。

在上述领土与边界纠纷中，六个海湾君主国家均牵涉其中而没有一个能够独善其身。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背景：

第一，众所周知，海湾诸君主国大多脱胎于具有部落文化特征的传统统治模式与生活方式，现代的国家与国土意识十分淡薄，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尽管海湾诸国后来的领土划分由此而来，但由于之前的领地范围有时是相互叠加或交错的，加之不同历史时期有些地区先后被不同的家族或酋长国所统治，从而容易引发关于部分地区归属权的争议。

第二，部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动的随意性，对于新生的海湾独立主权国家，其大多数民众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边界等意识极其陌生，并且漠视任何试图限制其行踪与活动范围的规章约定。当出现势力范围的争执时，相关部落或酋长国往往尽可能将其利益要求扩大到最大限度而不做任何妥协或让渡，这也会使争端双方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加大问题解决的难度。(https://www.daowen.com)

第三，海湾地区一直是西方殖民者利益角逐的对象，从而使得海湾六国边界领土问题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为获得海湾地区的土地租让权以便在该地区捞取巨额石油利润，英美等西方殖民国家在早期海湾国家边界的划定以及领土归属的纷争方面不断进行干预，使得该地区领土边界纠纷愈加复杂化。

第四，海湾六国之间部分领土的争夺同时意味着自然资源的争夺。随着一些争议地区油气资源的发现，相关各方对于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因为夺取了领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油气资源与国家财富的占有。这也是导致海湾六国部分国家领土边界纠纷持续数年的重要原因。

第五，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发育”不同，海湾六国普遍存在建国时间不长、结构制度不完善等先天不足，从而使得各国在独立后长期面临文化整合与政权合法化等难题。^[20]因此，一些国家往往借助于领土边界问题的升温来转移民众的视线，达到塑造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目的。

总之，海湾六国之间复杂交错的领土边界问题的存在，对于海合会国家集团凝聚力与集体认同的发展势必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进而使得海湾君主国国家集团的稳定性面临考验。在上述领土边界纷争中，最为典型的当数卡塔尔与巴林之间的领土纠纷。较之海湾六国其他领土争端，卡塔尔、巴林之争^[21]的典型性表现在：首先，从1936年发端到2001年最终解决，卡巴之争前后历经65年，是海湾六国领土边界争端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领土纷争；其次，卡巴之争经历了西方殖民保护时期、独立民族国家出现时期以及海合会成立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处理该问题的过程也反映出海湾六国集体认同从无到有、从初成到发展的演进过程；此外，关于该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从殖民国家的干涉到卡塔尔、巴林双边独立协商，从海合会组织解决到沙特的第三方协调，从剑拔弩张的危机边缘到海牙国际法庭（ICJ）的和平裁决，该问题几乎涉及了处理海湾地区领土纠纷的所有解决方式，而且在海湾六国间的矛盾纷争中，卡巴之争是唯一突破海合会组织框架将问题提交至国际法庭进行裁决的阿拉伯国家间争端；同时，卡巴之争的解决对于海湾六国“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制度规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卡塔尔、巴林领土争端对于本书的研究价值在于，作为海湾六国集体阵营内部分歧与矛盾的典型个案，通过对卡巴之争解决过程与最终结果的分析与评价，有助于我们对海湾六国国家间互信的程度、和平关系的水平以及六国集体身份的建构处于何种层次等问题进行客观合理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