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六国与两伊关系展望

本书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海合会六个成员国集体认同与彼此互信关系的建构与塑造，其中在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伊朗与伊拉克作为地区层面的“他者”国家由于物质层面对海湾六国外部安全产生压力，主观层面与六国存在观念上的明显差异，客观上促进和助推了海合会国家集团中的“我们感”即集体认同的形成。但我们可否因循建构主义理论观照下探讨海合会六国建构集体身份的路径，将思考的范围延伸到整个海湾地区，讨论海湾六国同两伊之间从积极层面建构彼此认同的可能性，以期在海湾地区更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与稳定。

从海合会六国同伊朗、伊拉克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时交往可以看出，尽管伊朗国家政权已摆脱了早期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进攻性外交理念，但同美国在地区战略层面抗衡、继续保持对地区霸权的追逐的对外战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从观念层面来说海湾六国同伊朗之间的距离是难以拉近的；而尽管伊拉克萨达姆时代逐鹿海湾的强人政治已成历史，但对于海湾六国而言，同尚未实现政治平稳过渡和步入经济重建正轨的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政权通过多元的深层次合作来建构共有观念与彼此信任，至少目前而言无疑是缺乏可行性的。例如，美伊战争后，什叶派上台执政，伊朗趁机不断扩展其在伊拉克的利益，提升对伊拉克国家走势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强了同具有什叶派背景的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2011年初中东变局开始之后，伊朗认为这是“反对世俗的亲西方政权的伊斯兰起义”，“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新中东正在崛起”。^[19]特别是沙特、巴林和也门等国的什叶派在中东变局期间的抗议行为，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了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影响力，由此造成逊尼派执政的海湾君主国家感受到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势力扩张带来的压力。(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各国对该领域的重视与合作正逐渐加深。在海湾地区，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在海合会内部六国之间的互通有无上，并未上升到牵涉所有海湾国家的地区层面，而实际上，由于一些非传统安全自身的跨界性与延伸性等特征，客观上要求更多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合作与参与。以生态安全为例，生态安全问题具有无国界性特征，当生态危机来临时，它使整个海湾地区成为一个安全单位并在该区域内蔓延并反复回流，使得海湾各国共同面临安全挑战。在此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海合会六国以及伊朗、伊拉克等海湾国家开展生态领域的互助合作，在生态安全利益方面产生共鸣与交叉，相互依存，彼此回报，加之生态安全问题政治敏锐性弱，从而在生态安全层面形成海湾诸国之间的共同命运感与集体认同感，提高国家间在此方面的互信，促进海湾地区身份与意识的觉醒；同时，由于生态问题的特殊性，在处理该问题时，要求区域内成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体应对，从而在客观上催生了集体约束机制的形成，进而促进了参与合作的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行为约束，这对于海湾各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认为，从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来看，以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为介质，推动包括海合会六国和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海湾国家集体意识的形成进而促进海湾各国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向着乐观方向发展，至少在理论层面值得进一步探讨，但该领域的合作能否为海湾地区安全困境的摆脱和整体安全形势的改善提供足够动力同样值得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