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安全
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是保障国家人口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海湾国家而言，目前其人口方面的最大隐患就是外国移民数量激增导致的人口结构安全问题。根据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按劳工移民占移居国人口的比例，居全球前两位的分别是海合会国家阿联酋和科威特，居全球第六和第九位的则分别是阿曼与沙特。[14]以阿联酋为例，官方数字显示，2005年该国总人口为4496000人，而非本国出生的人口就达到3211749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1.4%，而经济中心迪拜的外来人口比例更高达83%。[15]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海合会国家的移民占人口比重一直远高于其他国家，如2015年，阿联酋的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88%，科威特的移民数量占总人口的74%。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外籍劳工占海湾六国总人口的比例较小，并没有引起海湾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80年代以后，外籍劳工人数直线上升，1975—1980年，外籍劳工人数占海湾六国总人口的33%，1995年达到34%，2004年则升至37.5%，并呈继续上升的趋势。推动海湾六国外籍劳动力增长的原因很多。从海湾六国自身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因素[16]：（1）随着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湾产油国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石油工业的提升以及基础设施的兴建都造成大量人员缺口，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2）由于海湾六国人口基数较小，各国普遍存在劳动力缺乏的现象；（3）国内劳动力倾向于进入条件较为优厚的国有部门工作，造成私营部门人力短缺；（4）军队的扩容也吸纳了相当数量的本国青壮年劳动力，加剧了劳动力的不足。从海湾六国外部因素看，大多数外籍劳工来源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地区，人口的膨胀和经济发展的相对滞缓助推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海湾产油国。
尽管外国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为海湾国家崛起提供了重要人力保障，为海湾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从外籍劳工角度来说，在海湾国家寻求“淘金梦”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权益难以保障的难题，如法律制度欠缺，待遇不公，工作、生活环境差，医疗、教育等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等；同时对于作为移居国的海湾六国来说，随着外籍劳工数量的不断增加，海湾地区的总体人口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甚至在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三国，本国居民已长期处于“少数居民”地位，海湾国家正面临结构失衡导致的国家人口安全威胁。由于本书主要探讨海合会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将关注重点放在外籍劳工移民对海湾六国人口安全的影响方面。
“移民问题的‘安全化’完全是由于移民问题触及了日益扩大的社会自由与安全需要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神经，而被建构为一个危害社会、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体系以及公共秩序的安全威胁。”[17]具体到海湾六国自身的国家与社会特点，外籍劳工移民给六国带来的人口安全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加以理解：
（一）外籍劳工与政治层面的国家安全
外籍劳工对移居国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移居国政治合法性的冲击方面。国家安全的政治合法性是指国家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对赋予其合法性的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维护，是政府及其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和自身免于国内骚乱、叛乱或纷争的能力。[18]对于海湾六国政府而言，外籍劳工移民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群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群体，如果在外籍劳工问题方面处理不当将有可能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带来影响，严重时甚至会波及移居国当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外籍移民对政治稳定的潜在性威胁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外籍劳工的存在使得海湾国家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必须将外国移民纳入考虑的范畴；其次，在外国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非阿拉伯裔群体，他们的世俗观念与政治理念会对输入国的其他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再次，大量巴勒斯坦人也加入了海湾外籍劳工队伍当中，使得海湾政府在处理与之相关的问题时难免会触及敏感的巴以问题。此外，在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尽管具有数量优势，但外国移民在输入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并不能同本国居民一样享受同等待遇，使得外国移民极易产生失衡与对立心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演变成罢工、骚乱与暴力行为，对输入国的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二）外籍劳工与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
移民问题之所以能够被“安全化”，不仅由于它的重要性，还缘于它的复杂性，因为人口跨国迁移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移民者个人追求与环境实现之间最佳有效结合的冲动，由此派生出的移民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跨国利益碰撞的因素，从而导致移民族群同主流社会之间一系列复杂问题和矛盾的产生。移民是一种消费各种生存性资源的人口，同时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产因素，它不可避免地会对移居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均衡性产生冲击和影响。[19]具体到海合会六国，外籍劳工移民在经济层面的安全影响表现为：
第一，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移居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从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价格，若外籍移民数量超出移居国可承受规模，则会对该国劳动力结构产生重构作用并带来消极影响。大量外籍劳工移民的涌入对海湾六国劳动力结构的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科威特为例，该国失业率2004年为4.7%，由于外国工人不断地大量涌入，2004年该国失业率高达11%。[20]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本国国民普遍滋生的“职业歧视”，外籍劳工大多在私营部门工作或从事劳动密集型职业，使得海湾国家大多数国民在待遇高、负担轻、工时短、责任少的国有或政府部门工作，而很少有人到私营部门就职，从而产生“职业歧视”心理，国内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现象严重。同时，石油经济给海湾六国带来的高福利，使得本国年轻人形成不劳而获的态度和懒散作风，竞争意识日趋薄弱，责任感不强，依赖性与寄生性日益严重，这已成为各国政府难以根治的痼疾。
第二，大量劳务侨汇的输出造成国内外汇资源大量流失，对海湾国家的GDP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迪拜海湾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的外籍劳务人员每年工资收入的90%—95%寄回本国，向境外汇款总额高达270亿美元，占海合会国家当年GDP的9%。据统计，1975—2006年间，海湾劳务侨汇已经累计超过5200亿美元。[21]
（三）外籍劳工与文化层面的国家安全
不容忽视的是，移民群体同时还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群体。每个移民身上都承载着其来自母国的文化印记，积淀着与移居国相异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传统，当其与移居国文化相遇，难免会产生文化层面的碰撞。尽管移民活动大多是个体行为，但这种个体行为的汇集与综合也会对移居国传统文化带来潜移默化的磨蚀与冲击。一方面，外籍劳务移民因固守其自身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必将威胁到海湾国家文化与社会的整合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断裂；另一方面，外籍劳务的存在将会对海湾国家新生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土文化难免会遭受冲击与淡化，海湾国家固有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性面临挑战。例如大量来自南亚与东南亚的外国妇女在海湾国家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在提供家庭服务的同时，无形中影响了海湾六国国民下一代的语言、行为方式甚至价值观念，从而淡化了下一代人学习母语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自觉性。[22]
以往人们总是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发达国家移民问题上，从而形成一种错觉，即西方发达国家移民问题更容易导致国家人口方面的“安全化”。实际上，包括海湾六国在内，尽管石油资源为其带来经济的繁荣，但对于人口控制能力与承受能力逊色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外籍移民导致的人口安全化态势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具有威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