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关系发展演变
（一）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在敌对状态下的排斥关系
海合会国家同海湾强国伊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总体上处于彼此疏远、排斥甚至敌视的状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历史之争
事实上，早在近代以来，伊朗便开始同西方列强纠结在一起参与对海湾地区统治权的争夺，从16世纪末期到1783年伊朗最后一支军队被赶出巴林群岛，这场争夺海湾霸权的斗争反反复复持续了170多年。
16世纪后半叶，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海上强国葡萄牙正围绕海湾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而荷兰、英国、法国、伊朗等列强也正伺机在海湾登场，意图参与在该地区利益与强权的争夺。此时，伊朗萨法维王朝逐渐强大，开始迈出对外扩张、夺取海湾霸权的步伐，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控制海湾占据西方工业国家的市场，实现同西方国家建立稳固的经贸联系。17世纪初，伊朗军队在英国方面支持下夺取巴林群岛，巴林遂被宣布为伊朗的一部分。之后，伊朗在英国唆使下开始对霍尔木兹进行争夺，并于1623年成功夺取。随着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在海湾的终结，伊朗最终确立了在该地区的统治权，但更多是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牵制。同时由于荷兰、法国等老牌殖民势力的介入，波斯在西方列强的海湾争夺战中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尽管权力受到削弱，但形式上伊朗仍维持着对于海湾的统治权。
在列强逐鹿海湾的同时，海湾地区阿拉伯部族也开始为摆脱异族控制而斗争。18世纪初，阿曼开始为摆脱伊朗的统治而积聚力量，并通过武装进攻夺取巴林、霍尔木兹等地区。进入18世纪40年代，伊朗新王朝阿夫沙尔王朝力量大增，开始发动夺回海湾控制权的战争并对被占领的阿拉伯地区采取高压、暴力镇压。随着阿拉伯部族的反抗以及伊朗政权的内外交困，伊朗被赶出其所有阿拉伯控制区。
18世纪中叶，在伊朗库尔德部落进攻下伊朗扩张势力卷土重来，该部落首领卡里姆希望通过与西方媾和实现其称霸海湾的野心，并夺取部分海湾阿拉伯地区。最终随着卡里姆去世和伊朗境内战乱，伊朗长达170多年的海湾霸权争夺战宣告结束。
2.意识形态之争
在20世纪80年代，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基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纷争与敌对，具体体现为伊朗霍梅尼政权的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海湾君主国家的抵制与防范。
1978年，什叶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了推翻伊朗巴列维王权的伊斯兰革命，并成为执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权力的“精神领袖”。根据伊朗的实际情况，霍梅尼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其中有两点直指伊朗以及海湾周边国家的王权统治，从而引起海湾六个君主国家的恐慌。
第一，君主制是违反伊斯兰教的。霍梅尼指出，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其主权是属于真主的，国家的领导者只需按真主旨意执行即可；而在君主制下，一切权力都在君主手中，这是专制与腐败的根源。他说：“伊斯兰从根本上反对整个君主制的概念……君主制度是最可耻和最万恶的反动制度。”[1]因此，君主制违反伊斯兰的教导，必须推翻现存的君主制政权。
第二，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认为，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的，应该用伊斯兰世界体系来代替它；伊斯兰是不分国家的，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伊朗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的国家，因此要担负起向世界输出其伊斯兰革命、领导全球伊斯兰化的神圣使命。[2]
基于上述两方面主张，霍梅尼将斗争矛头直指伊斯兰世界的君主王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国王政权的合法性，不仅为最终推翻伊朗王权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还威胁到了海湾地区六国在内的其他实行君主制的伊斯兰国家政权。同时，霍梅尼政权试图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将其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理念普及到伊朗以外国家，成为全球性的政治结构理论。这一政治主张由于伊朗作为现实的榜样作用而在伊斯兰世界产生强大影响力，并对王权统治下的政治反对派和底层穆斯林民众产生特殊的吸引力。不仅如此，霍梅尼政权还直言不讳地正面抨击海湾君主制国家，把沙特王室恪守的伊斯兰教称作“渎神”的宗教，认为“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衣，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一种奢侈、轻浮和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3]并质疑沙特王国拥有保护圣地的资格。甚至，霍梅尼还斥责沙特王室用真主赐予的石油资源满足异教徒美国的需求，煽动沙特国内的穆斯林揭竿而起推翻沙特王权。[4]
霍梅尼政权的上述言论与举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湾六个君主制国家的对立和恐慌。海合会六国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抵御来自伊朗方面的威胁，维护其王权统治。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六个实力相对弱小的海湾国家通过联合自强实现自保和发展。此外，海合会六国对伊朗的敌视与警惕还表现在两伊战争中对参战双方的不同态度上：尽管对于伊拉克，海合会国家同样存有疑虑和戒心，但面对来自伊朗的持续安全威胁，海合会国家在两伊持续8年之久的战争中，总体上采取了名义上中立实际上对伊朗进行遏制与对抗的立场。此外，六国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以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等行为作为对紧张的地区安全形势和来自伊朗潜在威胁的回应，借此实现对伊朗等战略对手产生心理遏制作用，加强自我安全保障。
3.领土之争
伊朗同海合会国家部分成员之间曾不同程度地存在领土方面的纷争，但随着一些领土问题的相继解决，伊朗同海合会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与阿联酋的海湾三岛之争。
海湾三岛是指位于海湾东部、紧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布穆萨岛及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因其位于海湾的出海通道上，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有三岛则意味着控制了海湾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加之这一地区石油资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丰富，三岛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
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海湾三岛之争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阿布穆萨岛曾受沙迦酋长国控制，大、小通布岛则处于哈伊马角酋长国的统辖之下。但历史上伊朗也曾宣称对三个岛屿拥有主权，因此近代以来伊朗同阿拉伯人之间就曾关于三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时常发生冲突与争执。1971年，英国殖民者撤离海湾并宣布海湾各酋长国独立，同年12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成立，但在阿联酋成立前的11月30日，伊朗出兵占领了海湾三岛，此举遭到各酋长国以及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抵制与反对。后来在英国的调解下，伊朗同沙迦酋长国达成“阿布穆萨岛安排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共同管理岛上的阿拉伯和伊朗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伊朗与沙迦各占该岛的北部与南部；协议对大、小通布岛则未作决定，伊朗继续保持占领。[5]在之后的20余年当中，这种现状基本得到保持，阿联酋同伊朗还共同开发了阿布穆萨岛上的穆巴拉克油田。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拉克曾要求伊朗方面将三岛归还阿拉伯人，但遭到伊朗断然拒绝。海湾战争后，海湾两强之一伊拉克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此时伊朗却加紧加强自身装备。1992年3月，伊朗没有说明原因就出兵占领了阿布穆萨岛的阿联酋管辖区，对此阿拉伯媒体还将伊朗占领三岛的动机同历史上伊朗建立帝国的愿望做对比。海合会各成员国对此表示极大关注，并对伊朗提出要求与谴责，但伊朗方面态度坚决，宣称该岛无可辩驳地属于伊朗，自此伊朗实际上占领了阿布穆萨岛全岛。
4.教派之争
在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交往过程中，教派问题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对双方的关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什叶派穆斯林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伊朗利用教派因素对部分海湾国家的内部稳定与安全施加影响。
历史上，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伊朗萨桑王朝后，伊斯兰教开始在伊朗传播。作为被征服者，伊朗人更倾向于接受与阿拉伯逊尼派统治者相对立的伊斯兰教什叶派，这其中有情感与心理因素，也是出于避免被阿拉伯社会主流文化同化的考虑。在什叶派伊斯兰教被定为伊朗国教后，什叶派力量在伊朗获得壮大，什叶派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伊朗政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随着国力逐渐强大，伊朗开始了同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宗教外衣掩护下争夺阿拉伯人土地和海湾霸权的斗争，并且两国冲突从未间断，直至奥斯曼帝国灭亡。持续的战争加深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并恶化了伊朗人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在伊朗和海湾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后，什叶派在伊朗仍占据人口绝大多数并掌管国家政权，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则大多是逊尼派执掌国家权力，历史上的争斗在伊朗同海合会国家现代国家关系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6]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分别发生在沙特和巴林的反政府事件。
沙特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什叶派穆斯林是国内宗教少数派，占居民总数的8%—10%，其中73%居住在盛产石油的东方省[7]，占该省人口的1/3，[8]并且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在沙特石油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但长期以来什叶派穆斯林对国家石油经济的作用与其在国家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处于沙特社会的边缘地带，因而对沙特政府心存愤懑。特别是随着沙特加大现代化建设力度后，地区差异更加明显，什叶派所在的东方省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什叶派穆斯林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强烈并开始进行反政府活动。当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成为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反抗沙特政权的宗教反对派组织，该组织崇尚霍梅尼思想理论，与伊朗现代伊斯兰主义联系密切。1979年11月28日，东方省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沙特官方禁令，庆祝什叶派重要宗教节日“阿舒拉日”，由于当局干涉，双方爆发冲突并演变为反政府示威。在示威过程中，什叶派穆斯林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和标语，抨击沙特统治家族与“美帝国主义”，在沙特政府暴力镇压下，事件最终平息。(https://www.daowen.com)
与沙特人口构成不同，什叶派穆斯林始终占了巴林国家人口的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什叶派穆斯林人数占巴林总人口的70%，从族源来看，巴林什叶派穆斯林中分为占总人口50%的本土阿拉伯人和占总人口20%的伊朗裔巴林人。[9]尽管占巴林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什叶派穆斯林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具体表现为：政治地位低下，无力影响国家决策；多数什叶派穆斯林生活贫困，构成巴林贫民群体的主体；在诸多领域遭受歧视与限制，无法享有同逊尼派穆斯林同等的待遇。[10]为争取公正与平等的权益，巴林什叶派穆斯林曾进行过长期的不懈抗争，特别是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赋予巴林什叶派穆斯林极大的信心与自我认同感。在之后数年中，伊朗对巴林什叶派政治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受伊朗革命成功鼓舞的巴林什叶派穆斯林相继发动数次示威行动并发展为暴动，巴林为此于1979年将作为霍梅尼在巴林代表的一位宗教学者驱逐出境，同年11月流亡伊朗的巴林什叶派穆斯林组建了巴林历史上第一个什叶派政治组织“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IFLB），此后该组织在巴林发动数次反政府活动，但均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两伊战争中，在巴林政府支持伊拉克的同时，伊朗政府出资支持巴林什叶派反政府力量以扰乱巴林国内秩序。因此，巴林方面一直指责伊朗的“输出革命”政策是造成其国内安全威胁与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
（二）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包容状态下的对话与接触
早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由于伊朗同海合会国家都属于君主专政政治制度，并且总体上都奉行向西方倾斜的外交政策，因此六国同伊朗之间存在较多契合点，双方关系基本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具体表现在双方领土边界争议的处理方面，如1968年伊朗与沙特正式签订海界划分协议，并彼此承认对方对其海域内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1969年伊朗与卡塔尔就大陆架划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协议，1970年伊朗宣布放弃对巴林岛的主权要求，1974年伊朗同阿联酋签署海界协议。[11]尽管如此，海湾三岛争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也从未放弃对海湾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关系总体上实现缓和与保持友好状态的另一个阶段开始于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时期，具体包括“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哈塔米”两个时期。从之前的敌对关系到后来的修补裂痕并逐步建立友善关系，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是双方出于战略格局、力量对比以及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缓和与地区强国伊朗的紧张与对立关系能够减轻海合会成员国的安全压力，这种尝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长远意义，特别是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湾危机的爆发，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之间的民族集体认同进一步碎片化，国家利益与领土主权意识更加凸显，促使海合会国家为维护各国安全利益而选择与伊朗修好。对于伊朗来说，历经8年两伊战争，国内百废待兴，重建任务十分艰巨；同时通过与地区邻国团结一致应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可以减缓来自西方大国的外交压力；此外，借助同海合会国家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修好可以帮助伊朗尽快重返国际舞台，重新取得国际话语权，因此推行务实主义对外政策、缓和同周边阿拉伯邻国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理性选择。
一方面伊朗主动同海合会各个成员国改善关系。沙特是伊朗地区外交的重点。1991年，伊朗与沙特恢复了外交关系；1997年，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明显改善，除签订一些经济协议外，沙特王储还出席了在德黑兰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1998年双方元首实现互访，标志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进展，并一致认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对实现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1999年，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再次率团出访沙特，将两国关系进一步推向良性发展轨道。由此表明，沙特已由20世纪8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直接输出对象转变为战略性合作对象。[12]伊朗同海合会大国沙特的合作同时也带动了同海湾其他五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同科威特关系方面，在1990年海湾危机中，伊朗坚持中立立场，同时对科威特表示同情并给予帮助，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并接纳了4万名科威特难民。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方面投桃报李，主张海湾安全体系中不应排除伊朗，并声明美英国家都不能利用科领土反对第三国，同时双边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在同卡塔尔、巴林、阿曼关系方面，伊朗方面也做出积极姿态：1991年，伊朗外长同国防部长、商业大臣等官员先后出访阿曼、卡塔尔等国；1993年，阿曼军方首脑访问德黑兰并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两国共同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1995年4月，伊朗外长出访卡塔尔、科威特；1999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与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实现元首互访，哈马德由此成为伊斯兰革命后首位踏上伊朗国土的海合会国家元首；2002年，巴林与伊朗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一致表示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实现海湾地区安全。[13]在阿联酋与伊朗关系方面，由于迪拜具有作为伊朗进口商品的重要来源地之一的重要地位，伊朗同阿联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关系，但是由于海湾三岛问题两国立场差异悬殊，因此领土问题始终是困扰双方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同时也导致阿联酋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与政策方面同海合会其他五国存在严重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实现对外战略转型、缓和彼此关系的另一个助推因素是美国参与构建的“土以军事同盟”。[14]1996年，在美国的撮合下，以色列与土耳其结成新军事同盟，从而对地区安全格局造成潜在危险和压力。尽管该军事同盟只是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立场上一贯的双重原则，使得该同盟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也引发海合会国家的广泛不安，在此地缘安全背景下，促使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做出地区国家加强联合、防范安全挑战的应对措施。
（三）对立与对话并存的矛盾关系
随着美伊战火的消散以及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海湾地区权力结构与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与变化，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呈现新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既有关系的保持和延续、伊朗核问题阴影下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关系以及六国同伊朗矛盾对立的彰显。
1.既有关系的保持和延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随着美国霸权力量在海湾地区的嵌入与渗透，该地区传统的海合会国家、伊朗、伊拉克的三角制衡关系演变为伊朗、伊拉克、美国、海合会国家四方角逐的新格局。在新的安全结构中，处于美国与伊朗之间遏制与反遏制对立关系夹层中的海合会成员国处境尴尬且微妙，在综合权衡利弊后，海合会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对美国的利用与依赖关系，在需要美国军事安全支持和通过美国牵制伊朗潜在野心的同时，并没有盲从于美国一系列妖魔化伊朗的政策，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同伊朗关系改善与和解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继续保持同伊朗的友善关系，为自己争取更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与更多的话语空间。因为在海合会六国看来，尽管同伊朗仍存在难以化解的纠葛与矛盾，但历史经验表明，作为海湾近邻，同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符合海合会国家利益，同时由于伊朗把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海湾关键的石油通道，一旦伊朗在对抗状态下封锁海峡，最先遭受损失的将是海湾六个君主国，因此在合理限度内保持同伊朗的接触并维持既有良性互动，对于海合会国家而言不失为理性的战略选择。如2005年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出席在沙特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两国高层往来继续保持。2007年5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出访阿联酋，这是阿联酋自1971年成立以来伊朗国家元首对该国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伊朗总统表示：“我们有能力通过合作，将海湾变成一个和平与友好的海湾。”阿联酋总统哈利法则回应，阿联酋与伊朗有传统而深厚的关系，双方有共同的利益。[15]
2.伊朗核问题背景下海合会国家与伊朗的关系
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核问题的凸显为该国在海湾战略棋局中的地位增添了新的筹码，也使得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微妙关系平添了新的变数，这种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来自海合会国家在伊朗核危机面前的复杂立场与矛盾态度。
一方面，海合会六国对伊朗大力发展核设施心存疑虑。事实上，遭受伊朗核问题冲击最大也最为直接的当数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如果伊朗将其核能军事化，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势必发生重大改变。如果美国同以色列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将最先也最为直接地受到殃及。2007年伊朗方面谴责海湾国家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进攻时，威胁将通过对相关国家战略设施予以打击来进行报复，这一强硬措辞也加深了海合会国家的顾虑。面对伊朗在核问题方面的强势姿态，也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海合会国家总体上采取了两步走的应对战略。首先，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过遏制核扩散来和平解决伊朗核危机。例如2004年，海湾研究中心曾提出在海湾建立无核区的方案并就此方案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该方案中的无核区包括伊朗、伊拉克、海合会国家以及也门9个国家，该中心就此还举行过一系列会议以推广这一构想，2005年12月海合会秘书长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正式提出该倡议，次年1月，沙特方面也敦促伊朗方面参与海湾无核区倡议。[16]其次，在国际社会遏制伊朗发展核计划失败的情况下，海合会国家将寻求核能发展之路，以满足自身安全保障需求。2006年9月，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倡导阿拉伯国家共同发展核计划，同年12月，海合会决定其成员将着手研究核能的和平利用，并制订联合开发核能的计划。[17]阿联酋海湾研究中心曾强调：“海湾国家是想表明，如果伊朗核技术继续的话，将迫使我们也成为具有核能力的国家。”沙特方面也发出“要么阻止伊朗，要么我们也要拥核”的告诫。[18]这一举措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借此向伊朗方面施加压力，二是为了引起美国等西方大国关注以避免西方国家同伊朗单方面妥协后对海合会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伊朗的核计划，阿拉伯民间却存在另一种声音。阿拉伯民众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在核扩散方面执行双重标准，在默许以色列发展核武的同时却阻止伊斯兰国家伊朗拥有核能力，加之伊朗在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使得阿拉伯社会存在一种支持同为伊斯兰国家的伊朗拥有核力量用以制衡以色列核能力的倾向。有民意调查显示，在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和阿联酋组织的民调中，35%受访者认为伊朗发展核能是出于和平目的，57%受访者认为伊朗试图拥有核武器，77%受访者认为伊朗有权开展自己的核计划，57%受访者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对中东地区具有积极意义。[19]
3.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尽管自后霍梅尼时期以来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关系出现缓和与改善，并且双方尽力维持这一相对平衡的局面，但由于彼此间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未获实质性解决，因此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长期发酵的矛盾纠纷会受到激发，从而加深彼此间裂痕，影响双方关系正常发展，以下几个方面较有典型性：
（1）教派矛盾。2011年2月，巴林爆发严重反政府示威活动，占巴林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要求政府消除歧视、保障民众民主自由权利，从而引发巴林国内政治危机。同时沙特与科威特什叶派穆斯林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抗议活动，对此海合会指责伊朗策划并煽动了上述什叶派反政府活动。同年3月，科威特当局以间谍罪判处两名在科境内策动什叶派反政府活动的伊朗人死刑，由此引发科威特与伊朗外交纠纷，并且伊朗以同样罪名逮捕两名伊境内科威特人作为报复。同年，针对伊朗境内阿拉伯族与逊尼派民众异动频繁，伊朗方面向沙特等国提出其是幕后策划的指控。[20]
（2）暗杀事件。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宣称挫败一起伊朗特工企图刺杀沙特驻美国大使朱拜尔的阴谋。此事件一出，沙特与伊朗关系骤然紧张，并引发两国间外交风波。尽管伊朗予以否认，但沙特等海合会国家仍采取措施在经济等领域对伊朗方面加以限制。
（3）三岛问题。作为阿联酋与伊朗的必争之地，海湾三岛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三岛迄今仍处于伊朗的实际控制之下，并部署了反舰导弹。2012年4月，伊朗总统内贾德突访存在领土争议的三岛之一阿布穆萨岛，引起阿联酋与其他海湾邻国强烈不满和抗议，激化了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加剧海合会诸国同伊朗的对立情绪，给双方关系以及海湾局势蒙上一层阴影。
（4）经济之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阿联酋对伊朗的经济封杀。阿联酋曾是伊朗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和“金融服务商”，与伊朗开展了长期合作，但2012年以来，阿联酋当局调整政策，对伊朗经济实行实质性制裁，封杀了伊朗对外贸易和结算通路，整治与削弱伊朗的意图十分明显，由此引发伊朗强烈不满，并多次扬言报复。[21]②原油贸易竞争。沙特和伊朗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原油出口国，其他海合会国家在原油出口方面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由于原油贸易的可替代性决定了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刚性竞争关系。2012年以来，由于伊朗主动对英、法等国采取石油禁运措施，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承担了填补石油出口缺口的责任，由此降低了伊朗的石油战略优势，双方原油贸易之争加剧。
（5）恐怖事件。部分海合会国家出现未遂恐袭事件，背后主使的矛头均指向伊朗。2015年7月，巴林安全部门宣布破获一起从伊朗经由海路向巴林运送烈性炸药和枪支弹药的案件；同年8月，科威特安全部门抓获被控藏匿大量武器弹药的三名恐怖分子，他们供认是由伊朗方面主使。[22]
（6）断交危机。2015年下半年，一系列事件导致沙特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如9月14日麦加朝觐踩踏事件导致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多人死亡，引发沙特、伊朗两国激烈论战；10月25日，沙特方面核准了对什叶派教士尼姆尔的死刑，加剧了两国对抗。2016年1月2日，沙特宣布执行对尼姆尔的死刑判决，引发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领馆，最终导致沙特宣布同伊朗断交，巴林等国也随之宣布同伊朗断交。[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