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关系发展演变
从美国霸权触角延伸至海湾地区并逐渐渗透，到作为该地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极参与到海湾战略体系的建构，在这一进程中，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关系随着地区情势的变化不断进行着调整与演变。总体而言，海合会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可以用“貌合神离”来加以概括，即一方面出于利益需要继续保持对美国依附与合作，同时与美拉开适当距离以坚持自身战略原则与外交独立。
（一）貌合：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交往合作
早在海合会成立之前，海合会国家已同美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以双边形式为主的交往合作，其中美国同沙特关系发展最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石油资本进入巴林，叩开了海湾石油宝库的大门，同期获得在沙特开采石油的特许权；1943年美国就修建军用机场与沙特达成协议；1945年获得自由使用沙特港口和修建巨型空军基地的权利；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同沙特签署了一系列包括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和军事设施在内的协定，沙特成为美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推行霸权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61]此外，阿曼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该国在同英国继续保持牢固的军事关系的基础上，同美国也建立了低水平的战略协议，并表达了与美国建立密切战略关系的愿望，但其做法受到来自海湾其他君主国家的指责与非议。
自海合会成立至海湾战争爆发之前，尽管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继续保持着一定规模的交往与合作，但总体上是低调并维持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事实上，加强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军事安全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海合会国家迅速提升其外部安全水平，但海合会六国并未采取这一做法，这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决定的。
主观原因：作为一个地区军事安全组织，海合会在实现成员集体安全方面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应该是成员国自身，而不是其他国家”，“根据这一原则，海合会拒绝与外来大国进行军事合作，不允许它们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海合会国家坚持由它们自己担负实现地区安全带的责任，不卷入国际争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反对其他国家干涉地区内部事务”[62]。
客观原因：超级大国对海湾国家安全事务的干预至少从两个方面将对海合会六国产生消极影响。第一，增加地区的不稳定性，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升级为国际争端的后果。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下，为某一超级大国提供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无疑会引发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视与侵扰，同时会引起海湾强邻伊朗与伊拉克的对立与疑虑，进而有可能加剧地区不安与动荡，这只会有损海合会国家安全利益。第二，可能引发国内动荡，降低内部安全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开展军事安全合作，在提升外部安全实力的同时，极易触及国内社会的敏感神经，点燃民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引发国内政局不稳与社会动荡。
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海合会国家缺乏与美国进一步提升军事安全合作水平的动力。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之后海湾战争的爆发，使得上述条件发生了彻底改变。在现实困境面前，海合会国家的国家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并开始重新选择最为合适的安全安排，而依托美国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则成为其实现国家外部安全的优选方案。对此，时任海合会秘书长曾明确表示对外国势力在海湾的存在“没有任何保留”，“每个国家都有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捍卫自己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包括请求外国军队的介入以实现那一目标”[63]。海湾战争打破了之前的不能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与结盟的安全禁令，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从此步入新的阶段，并给海湾地区的安全模式打下深深的烙印。
海湾战争中“反伊联盟”的胜利对于海合会国家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战后六国纷纷同美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与美双边或多边军事安全合作水平迅速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美国获得在海合会国家驻军、储存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
科威特同美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安全防御协定，美国在科主要设有3个军事基地，并且在该国部署了1万名美军士兵；2002年，美军中央司令部迁至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拥有最先进的空中指挥系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事基地，并有约3300名驻军；巴林首都麦纳麦是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大本营，在那里驻扎着数个美军核心机构以及1.2万名驻军；沙特某空军基地曾一度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空军指挥部和联合空中行动中心所在地，该国驻有美军约5000人；[64]阿曼于1979年就与美国签订了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其境内建立空军基地和储存装备。
2.海合会国家向美国大量军购
尽管海合会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实际效果低于预期以及六国之间彼此缺乏信心，各国将精力更多投放在各自的对外军火采购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此获得丰厚的收益，同时也强化了美国对海合会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https://www.daowen.com)
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买家，沙特在海湾战争后先后同美国签订约300亿美元的武器购买合同，其中1991—1993年沙特向美方军购的费用就达170亿美元。[65]法国在阿联酋军火市场曾占有主要份额，美国不甘心法国的一方独大，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抢占阿拉伯市场，甚至有取代法国的趋势。在科威特的三个主要武器来源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当中，美国满足了科威特大部分军事需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1997年5月，阿曼陆续从美国以赠予的方式获得价值1940万美元的过剩武器。巴林的军火主要来源于美国，其中1995—1997年，巴林采购军火的95%以上来自美国。[66]
3.在海湾以及中东政治事务中的合作
2010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经历了政治剧变的考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其中，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所谓“激进国家”的整治改良，将整个中东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海湾君主国家积极参与其中，其主要动机就是在中东剧变中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合作，打压其政治对手，防止危机过后出现导致社会政治变革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这种合作关系“类似19世纪初期欧洲君主国组成的‘神圣联盟’，最终目的是维护一种有利于保守落后势力的制度安排和地区秩序”[67]。
此外，在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2003年，美国与巴林双边贸易额达到8.8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巴林出口额为5.09亿美元；2004年，美国与阿曼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其中阿曼顺差3.7亿美元；科威特经济人士表示，美国已成为科威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1.48亿美元，相比2000年增长71%；美国与沙特的贸易额每年都达数百亿美元，占美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68]
应当说，海湾战争的爆发为美国称霸海湾提供了难得的良机，海湾安全结构由战前的三角制衡变为战后的四方逐鹿，使得海合会国家的外部安全战略迅速发生转移，主要体现为对于美国战略势力的广泛合作与深层依赖，同时美国在海湾地区霸权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海湾君主国的支持与协助，双方这种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
（二）神离：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分歧
尽管保持着长期利益合作关系，但海合会国家由于同美国的战略原则与利益出发点存在诸多不同，同时在地区战略体系构建中并不甘于仅仅扮演附庸角色而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许多地区重大问题与事务上，海合会国家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并表现出分歧与不同，具体表现在：
第一，由于美国在阿以问题方面一直实行偏袒以色列、忽视阿拉伯诉求的双重原则，加之海湾战争之后坚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使伊拉克国内民众饱受人道主义灾难。在此情况下，海合会六国随之调整了亲美立场，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做法并与美适当拉开距离。如在1998年伊拉克核危机中，沙特反对对伊动武，并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阿联酋呼吁阿拉伯各国重新接纳伊拉克重返阿拉伯阵营；卡塔尔外交大臣亲赴伊拉克，成为战后与萨达姆会晤的首位海湾国家大臣；科威特、阿联酋等国慈善机构向伊拉克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此外，2000年卡塔尔、巴林、阿曼和阿联酋相继宣布重新开设其驻伊使馆，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关系明显缓和。[69]
第二，美国发动的倒萨战争改变了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其目的就是通过战后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树立所谓西方式现代民主的样板，这也是当时的美国布什政府推行其“大中东计划”以扩张其中东和世界野心的重要步骤，对此海合会国家表示出高度戒备与关注。随着美国民主改造的“大中东计划”的公开披露，海合会国家表现出强烈反对和抵制。沙特方面表示，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由伊斯兰教推动的中东地区，沙特《生活报》还撰文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提出质疑与批评。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海合会国家不得已进行了有限的民主尝试，“统治阶层为了保持在政治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对内出于对民众的安抚，对外为了给美国一个交代，最终象征性地进行了民主改革。但是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顺从美国意愿进行民主化改革，不如说是做做样子，以逃避美国压力拖延民主化改革”[70]。
第三，在军事合作领域，海合会国家对美政策进行了变动与调整。海湾地区的动荡曾使美国在与海合会国家的军火贸易中大收渔利。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主导海湾军火市场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海合会国家在武器进口方面正努力扩充渠道，引导其他大国介入。据美国媒体报道，2007年，沙特从俄罗斯购买了3种型号共计150架攻击型和运输型直升机，俄罗斯专家认为这一交易对于俄罗斯军售有重大意义，表明对于作为世界最大武器采购国的沙特来说，俄罗斯对其具有外交政策的重要性。[71]另据法国媒体2009年5月报道，阿联酋政府允许法国免费在阿布扎比建造军事基地，这无疑有利于阿联酋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同时英国也在积极筹划在阿曼建造军事基地的事宜。[72]这是海合会国家制衡美国、摆脱一边倒局面并为自身争取更多外交空间与话语权的表现。
第四，在伊朗核危机方面，海合会国家试图表明与美国的不同立场。面对海合会国家对美国“疏离”的迹象，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主动行为试图修补双方关系，同时加强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妖魔化伊朗的政策，以达到离间海合会国家同伊朗关系的目的，强化自身在海湾的存在的合法性。但海合会国家对此并未盲从，因为海合会国家和伊朗同样作为海湾地区成员，在伊朗核问题方面一味跟风外来势力不符合六国的利益标准与安全需要，同时对美国在核问题方面对伊朗和以色列实施双重原则的做法心存不满，因此在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上，海合会国家一方面表达了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担忧与抵制，同时在多个场合也表达了不同于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如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2006年曾公开表示，沙特必须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如果我们觉得受到威胁……我们和伊朗有外交关系，可以进行谈判。我们欢迎布什总统提出问题，但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73]。2007年，阿联酋总统哈利法与到访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举行会谈，在内贾德谈及两国双边关系以及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军事存在后哈利法回应道：“我们也希望外国军队撤出本地区。”[74]
海合会国家之所以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保持距离并在地区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因为双方的价值理念、对外战略以及利益支点等存在着诸多不同，美国的霸权行为使得寻求美国安全保护的海合会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产生不安全感，但由于利益方面彼此各有所需，因此双方以合作互助为主轴的关系模式短期内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