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海合会未来发展

如前文所述，通过对海合会成员国基于制度规范以及社会化合作互动的集体认同建构情况的考察，本书认为从发展层级来说，海合会处于集体身份建构的上升阶段。该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为：日益密集的网络化关系、反映紧密军事协调和合作的新制度与组织、促进联合行动的认知结构、互信的深化、基于集体认同的对和平变化可靠预期的出现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国家之间更多的是鼓励依靠“和平变革”处理国家关系和维护地区秩序。那么按照常规思路与发展路径，海湾六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则应当是向着集体身份的更高层次即成熟阶段迈进，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国家之间较高的制度化、超国家主义、高度的彼此互信、较低或没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该地区组织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界区域，区域内的国家集团奉行依托共识来进行决策和处理矛盾冲突的多边主义原则、对于威胁具有共同的理解以及国家间保持对和平变革的可靠预期^[1]。但实际上，对于海合会六国来说，跃升到更高层次的成熟阶段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实践积累而达到量变到质变的结果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因为“认同”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变量因素，“规范”同样如此，而“社会化”建构也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海合会集体身份在未来向更高层级的演进和建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共同体曲折迂回发展乃至被动摇甚至瓦解的风险。对于此，我们不妨借用建构主义的主张基于共有认同实现国家间和平预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来进行解释，即安全共同体可以被建构也可以从内部或外部被瓦解，因为其发展所必需的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一致性不是静止的而是易受变化影响的。“建构安全共同体同样的力量能够将之拆毁”，因此安全共同体再造的社会进程往往同衰落的危险相伴而生，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互信的丧失”。^[2]对于此，多伊奇曾做出预见，他断言：任何特定的安全共同体能否长久运行，取决于其是否有进行和平调整的能力，这种调整要先于由于社会互动作用的增加可能出现的各种紧张以及负担。^[3]在该方面，阿查亚同样进行了精辟的论断与分析，“当安全共同体扩大或深化它们的合作时，安全共同体也可能解散。已经产生了新的合作形式的安全共同体，或深化了现存的合作形式的安全共同体，也可能面临着有效的资源或指导合作行为的原则在处理新的任务时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情况。同样，一种现存的安全共同体的扩展能够改变它的社会化动力。因为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社会过程，以前‘非社会化’行为体的进入可能给安全共同体造成新的心理压力，并检验其处理相互间冲突的能力。另外，一种扩大了的安全共同体需要阐明新行为体的特殊安全问题”。^[4]基于这段文字，我们将从“纵向”的深化发展和“横向”的接纳新成员的扩容行为两个方面来探讨海合会集体身份未来建构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https://www.daowen.com)

因此说，海合会利益共同体内部合作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化互动，都要受制于国家集团内部制度规范和集体观念认同的影响，而海合会国家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在规制层面和观念层面存在的各种缺陷与不足，势必会削弱海合会六国集团内部关系处理的能力和应对外部压力的水平，如果这些不利因素得不到重视与妥善解决而积重难返，海合会集体身份的维护与未来发展难免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