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合作对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的意义
前文已经提到，在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加强集体安全合作将助推海合会集体身份的建构与提升。那么，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合作是如何影响并推动海合会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发展的呢？这种促进关系的形成机理与路径又是如何的呢？这是本部分内容重点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非传统安全合作对海湾六国“认同机制”的推进
首先有必要对“认同”的概念进行温习。“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任何行为者作为体系中的一部分总是在他所属的共同体中，通过互动确定其生存认同的价值取向。”[45]
从认同的角度来看，生态、人口、经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过程，则可以理解为使得这些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主观社会心理层面的“认同普遍化”而成为国家机构涉及的安全问题的过程。对于诸多传统安全以外的问题，安全的主体已经从传统的国家单一主体转变为基于国家、个人与社会共同感知的包括权威政府、民众、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在此情况下，对于非传统安全的认定则不仅仅依托于政府权威对于安全威胁的宣布，还包括基于各层次安全主体主观心理层面的“认同普遍化”而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认知为存在威胁。这一认知过程转变的关键意义在于，通过“认同”作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参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权威的“客观”认定，而且具有了基于行为主体间的社会互动的“认同建构”的成分。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移民问题、生态威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促使各国政府在维护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利益的同时，开始重视人的安全与社会的安全。而社会则是具有观念结构特征的以“认同”为纽带的共同体，所以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安全“则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全体安全”，是“关于集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46]因此，非传统安全更多地体现出跨国之间的“认同”要素与水平。[47]由此可以认为，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行为主体间认同机制的形成与推进过程。具体到海湾六国，无论是对于生态危机和外籍劳工问题方面的协调一致，还是经济安全和反恐方面的互动合作，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六国对于危及各国国家、国民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的观念一致和共同认知基础之上的，对于上述安全问题的理解过程以及海合会六国通过社会化互动合作在这些安全认知方面的相互融合过程本身就是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强化以及认同机制的巩固进程。以反恐安全理念为例，如前文所述，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与界定，至今仍存在西方阵营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大国家群体的理念上的鸿沟，对此，海合会六国从自身的价值观念与客观现实出发，多次公开表明其反恐立场以及对于恐怖主义概念的理解和界定，释放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声音。从建构主义角度来说，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海湾六国明确六国作为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塑造其集体身份和共同利益的过程。
（二）非传统安全合作推动海湾六国“优态共存”关系模式的发展
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更多地因循了“优态共存”的伦理向度与价值理念，反映在国家之间合作的实践操作层面，则有效推动了国际合作领域“和合共生”的良性关系模式的发展。
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合作的实质可以理解为“优态共存”。“优态”是指行为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在国际关系领域，对于“优态”的追逐表明国家间关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语境，而是开始思考更为深远的“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与议题；“共存”意即安全获得的条件，即行为体追求安全所需要的历史性条件，在国际关系层面，国家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通过“互惠互利”与“共同发展”才能实现。[48]之所以具有上述特征，是因为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观有着显著差别：[49]
在安全维护目标与范畴上，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军事、政治安全为目标的维护向度，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持续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诉求，它着眼于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从微观层面的个人安全到宏观层面的人类社会命运走向都予以关注和维护。
在维护内容和维护主体上，超越了以往传统的军事结盟与对抗方式而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维护安全的主体小到民众个体，大至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等各个层面的组织形态。
在维护手段和途径上，传统安全的实现往往采取自助、结盟、威慑等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的方式，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路径则更多地采取他助、共助、对话、沟通与合作等方式，表现出彼此关联、互为依托、相互融合的特点。
一方面，作为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共享集体身份与认同的国家集团，海湾六国通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非传统安全“优态共存”的关系模式得以对六国间关系发展发挥新的凝聚与优化作用；另一方面，海合会六国自身的一体化进程无疑使得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塑造和一体化合作平添更多优势，因为“地区性合作既使国家摆脱了孤军奋战的窘境，又使国家数量相对稳定适中，因而在共同威胁、共同命运的驱动下，集体认同比较容易形成，合作也更有效”。[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