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东北亚安全关系的困境与挑战
（一）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合理建构
海湾六国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也是海合会次区域范围内地区化的发展进程，而地区主义的培育过程也是地区利益至上与国家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二者关系的调适与合理建构过程。海合会六国互动合作的经验表明，实现民族国家利益在地区化进程中的合理让渡有助于地区国际合作的顺利进展和获得预期收效，海合会六国一体化进程中一系列规划与协议的最终出台，就表明了六国通过合作协调有限让渡国家利益的利他行为的有效推动作用，而一些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拖延甚至停滞的局面则说明各国不愿适当放弃自身的利益与政策选择对集体观念与地区主义的解构作用。由此可见，集体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在观念层面应做到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理调适，二者关系能否顺利建构对于地区合作的走向至关重要。
提倡地区主义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全球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的大量问题已经表现为地区性特征。“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合作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适应各个地区的需要，怎样为解决地区性的问题提供优先方案。”[21]在地区性问题中有一大部分是个体、民族、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地区主义而言，解决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是其优先议程。地区利益大多数是客观现实利益，例如对东北亚地区各国来说，发展经济一直是涉及各国现实需要的突出地区利益，为发展经济而谋求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也符合地区整体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显现的保持社会稳定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又成为新的地区共同利益，因此提倡和实践地区主义，首先要将地区利益放在首位。同海合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集体身份的建立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实现，在正视地区各国共有利益的前提下，在地区社会化互动合作过程中，各国首先应对倡导地区主义需求下适度让渡国家个体利益，达到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协调一致，这是保证东北亚地区合作关系得以延续的必要前提。
（二）国际组织与制度规范不可或缺
关于区域合作或者说地区化的动力，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合作的原则”“合作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的决策和执行程序”。[22]海合会六国的共同经验告诉我们，国际组织及其框架内的制度规范，对于直接或间接推动国家间信任与认同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合会作为海湾六国的合作组织与互动平台，尽管存在着个别制度缺失、公信力不够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在六国集体认同的建构方面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包括：首先，通过海合会基本章程、合作协议、行为规范、监督机制等规约的制定与实施，保证了成员国行动的一致性，并从行为内化为主观意识，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倾向；其次，在海合会内部，海湾六国通过彼此网络化互动和相互学习，重新定义其利益与身份，产生积极的互惠预期，促进彼此认同；再有，通过海合会提供的互动空间，在六国既有信仰、语言、传统的一致性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了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同质性、相同命运感，在规范的约束下，培育出具有“海湾”特色的地区文化和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共同认知。
对于国际组织与制度规范的建构，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指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机构；二是就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建构而达成共同遵守的条约、协议、协定或规则，以约束或促使相关国家遵守。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东北亚是区域化和一体化程度极低的地区，因为该地区从未建立过真正的地区合作组织，也未形成共同的制度与行为规范，而主要是以均势和同盟来维持该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其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冷战特征。[23]在经济合作领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经贸合作领域，东北亚国家不仅没有像海合会国家那样签订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等正式协定，甚至连讨论经济合作的协商机制都没有设立，更谈不上一种国家间经济组织的搭建。这说明东北亚国家经济合作是非制度化的功能性合作，只是围绕某一领域或特定项目展开合作。
如前文所述，国际组织及其制度规范对于集体身份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而东北亚国家无论是政治合作还是经济合作，没有国际组织可依托，同时也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没有具体的协定、规则和规范制约和引导。可以说，组织与制度缺失导致的困境，使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和互信度降低，从而意味着基于共有认同的共同体成功建构的关键性元素的缺失。
（三）多种因素导致安全困境
在海湾地区，以海合会、伊朗、伊拉克为代表的海湾地缘政治与安全结构中，一直存在着上述三方形成的三角关系。按照建构主义理论，该关系模式表现为以竞争、对立关系为特征的洛克无政府关系模式，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缺乏制度规范与制衡的安全困境状态，并成为影响海湾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系总体上同样处于安全困境的状态，并在某些方面与海湾地区的安全态势具有相似之处，现以海湾地区海合会六国与伊朗的关系和东北亚地区的中日关系为例展开比较讨论。
由于缺少制度化的安全机制、观念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地缘上的利害关系，海合会同伊朗之间的安全困境与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样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1.共有理念的缺失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对方的认识，这种认识既可能缓解安全困境，也可能加剧安全困境。而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正是出于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即无法确定对于对方的判断和认识。[24]海合会六国同伊朗的关系发展中始终存在观念意识的差别和国家战略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海合会国家的多元均衡战略原则下的地区制衡与更多生存发展空间的谋求，而伊朗则是在地区大国意识的引领下追求在海湾地区的大国地位与主导权，由此造成彼此意图层面的不信任感和战略层面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相互关系的安全困境。而对于中国与日本来说，双方共有理念的缺失不是体现在意识形态不同而是体现在双方意图认识的差异。在历史层面，虽然历史已成过去，但作为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危害的中国，生灵涂炭和惨无人道的屠杀等反人类的侵略行为的影响在受害国人民的心理上往往是难以抹去的，因此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直主张日本应以史为鉴，而日本主流社会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彻底走出战败历史的阴影，例如中国将靖国神社问题看作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日本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将历史问题当作一张牌来压制日本，并以人权问题来回应中国。[25]在现实战略上，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中日权力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加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两国作为地缘主要势力同时崛起的局面，因此双方在彼此战略选择立场上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认知偏差与误判进一步加深。理念与认知的分歧与战略选择的不确定，说明两国观念层面的差异明显，彼此认同建构的可能性便极大地降低了。
2.国家利益的冲突
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利益的纷争不是界定国家关系是否陷入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冲突各方对于矛盾的解读方式以及分歧的化解模式。海合会与其地区邻国伊朗之间在部分领域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利益纠纷，最为典型的就是阿联酋同伊朗之间的海湾三岛之争，这一领土边界争端之所以悬而未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伊朗方面的强硬姿态与现实主义的立场态度，从而使伊朗同海合会国家特别是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隔膜与芥蒂。同样，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在东北亚均势战略构想主导下，地区安全影响力日益提升，而一直致力于争夺亚洲主导权的日本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并采取对华牵制战略；并且，随着两国经济发展，中日之间的领土、资源矛盾不断加剧，以钓鱼岛争端为例，尽管中方在两国领土纠纷中始终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理性与克制姿态处理问题，但日方基于现实主义理念的零和博弈的立场与做法使得双方战略层面的利益冲突难以改变，中日在国家利益层面理念与战略的差异使得两国间的安全困境难以跨越，进而成为影响东北亚稳定的主要因素，使得东北亚安全机制难以建立。
（四）美国因素的外部影响不容忽视
海合会六国集体认同形成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共同体以及地区地缘安全的建立上，作为外部势力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海合会、伊朗与伊拉克的海湾三角关系虽然长期存在，但三者间的非均衡关系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这给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的渗透提供机会，从而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对于海合会成员国来说，海湾政治舞台有了美国的加入为其提供了安全依托和外部支持，同时也给海合会六国集体身份的维护与发展带来一种潜在的解构威胁。为谋求其在海湾地区霸权地位的稳固与长期存在，美国并不希望海合会六国保持稳固和持久的凝聚力，因此对待海湾六国的方式更多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双边合作形式，无论是在经济领域与部分海合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双边军火贸易如火如荼地开展，对于海合会六国内聚力的提升和集体认同的维护无疑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作用。
联系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外部强权美国的参与和影响使该地区安全困境产生并加剧，其中美国难辞其咎。出于单极霸权需要，美国希望其势力在东北亚地区得以辐射，通过影响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成为该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决定力量。为控制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发展态势，防止该地区大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的存在构成挑战，美国在力图主导东北亚地区秩序的谋划中，一直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防范与牵制的对象，而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在该地区推行双边主义，由此造成东北亚地区少有多边主义传统，而军事同盟与双边合作更为盛行。在东北亚安全架构中，主要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同盟、中朝传统关系以及中俄朝单边力量结构，其中较为完整的安全架构就是美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26]双边军事同盟的天然排他性，造成东北亚地区利益各方缺乏互信、相互猜疑，对抗性思维与制衡性行动普遍，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从而阻碍了东北亚地区良性安全秩序的构建和安全合作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