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建构主义以社会学的观念结构为主导理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做出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本书将建构主义理论中的“规范”“认同”以及“社会化合作”三个概念作为核心解释工具，探讨海湾合作委员会一体化进程中六个成员国家之间国家体系的社会化建构，通过分析其发展进程中社会化互动过程的形式、内容、性质以及该过程中共有制度和规范的内容与特征，进而管窥社会化合作以及共有规约对海合会集体观念与认同的影响，明确海合会国家之间集体身份建构方面的成败得失，进而探讨以地区安全体系为视角的海合会集体身份的他者建构，包括海合会国家同地区邻国伊朗、伊拉克以及西方大国代表美国之间的关系等，最后从身份认同视角对该次区域组织今后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在建构主义理论参与的全球区域化研究的学理论争中，如果说欧盟集体身份建构为该理论提供了欧洲的地区经验，东盟地区认同提供了亚太的区域实践，那么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则应被视为建构主义在该领域的“阿拉伯经验”。本书通过对这一经验领域的探讨，初步解答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海合会成员国集体身份是否形成以及属于哪个层级

根据建构主义的“三级阶梯理论”，本书分析了海合会国家一体化合作的动态性发展进程：第一级阶梯是“初始时期”，技术进步、经济因素、外来威胁等突变性的基础条件发挥作用；第二级阶梯是“上升时期”，权力结构、国际制度与社会学习发挥作用；第三级阶梯是“成熟时期”，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形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即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所处层级可以被看作开始迈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

二、海合会一体化合作的缘起及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内在缘由

尽管经历了各种矛盾和争端甚至面临解散的严峻考验，海合会近40年的发展经验证伪了地区一体化研究“阿拉伯例外”的论断。那么，海合会国家体系得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获得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深层缘由是什么呢？建构主义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核心解释工具，即海合会一体化模式的出现与发展源自海合会国家间逐渐形成的共有观念与集体认同，而共同制度规范和成员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交往在海合会国家的利益取向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推动了海合会国家一体化合作的长期持续发展。

三、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中的“他者”及其以海合会为基点的海湾地区安全关系模式(https://www.daowen.com)

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与“他者”互动的外在建构过程，因为作为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共同体，它本身存在着社会边界。这种社会边界不仅是空间的划分，更是一种心理与观念的差异。在地区层面，海合会国家集体安全的“他者”包括伊朗和伊拉克，国际层面的“他者”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海湾地区安全框架之下，海合会国家与上述国家是何种安全关系模式，其性质和成因是什么？

本书认为，对于海合会国家来说，无论是地区层面的邻国伊朗与伊拉克，还是国际层面的战略盟友美国，海合会国家的总体外交理念与安全战略都与上述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与分歧，导致六国同两伊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与地区战略路径上明显不同：海合会国家一直在多边主义均势理念支配下调整和修正其对外政策，而在此方面无论是伊朗一直奉行的地区大国主义，还是伊拉克早期的地区霸权意识，抑或美国始终推行的世界霸权选择，都表明海合会国家同上述国家由观念结构差异导致的对外政策与战略的不同，进而使得六国同上述三国之间难以形成主体间身份的一致与观念层面的彼此认同，这也就决定了海合会国家同这些国家不能产生基于共有认同的“我们感”，而只能作为外部层面的“他者”国家对海合会六国的共有身份意识和集体认同感客观上起到凝聚和推动作用。同时，海合会内部出现的对伊朗关系的路线之争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他者”也有可能成为弱化甚至解构国家集体内部凝聚力和集体身份的力量。

四、身份认同视角下海合会国家关系的未来走向

集体身份能够被建构和提升，同时也面临从内部或外部被销蚀瓦解的风险。因为作为一体化合作发展动力的共同价值观与集体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容易变化和受到影响的，而这种变化和影响恰恰来自组织扩展和深化合作的过程中。

对海合会国家来说，跃升到更高层次的成熟阶段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实践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因为“认同”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变量因素，“规范”同样如此，而“社会化”建构也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在未来向更高层级的演进和建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该国家共同体被动摇甚至瓦解的风险。同时，海合会以增员为主要形式的扩展方式在未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新行为体的进入可能给国家集体造成新的心理压力，并对其处理相互间分歧与冲突的能力带来新的考验。因此，无论是“纵向”深化发展还是“横向”接纳新成员的扩容行为，海合会集体身份的建构都将面临考验与挑战。

近年来，海合会各国纷纷出台旨在实现经济转型的高度相似性的国家政策，这无疑加剧了海合会国家源于经济层面的同质性带来的竞争。当前，卡塔尔断交危机带来的海合会内部分歧尚未消弭，而不期而至的全球新冠疫情不仅使海湾各君主国家经济上遭受巨大冲击，在应对疫情方面各自为政的局面也使得本应成为集体发展与政策协调平台的海合会的作用大打折扣。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甚至有人提出海合会近四十年的一体化之路或将面临终结的悲观看法。尽管海合会未来走向无法预知，但可以明确的是，随着内部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国际和地缘形势的变化，海合会各国需要寻求新的利益支点作为推动其社会化合作的引擎，为该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对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