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未来纵深化发展
在海合会现有框架内，海湾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保持现有关系模式与地区秩序基础上推动六国之间的多元一体化合作沿着更为持久和深化的方向发展，在加强共有观念的前提下强化集体身份认同，优化与改进共有制度与行为规范，推动六国集团内部关系更加成熟与稳定。在此方面，海合会六国有着积极因素主导下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各种消极影响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一）军事与政治领域合作
首先，海湾六国在军事与政治层面的合作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就是六国在集团安全合作过程中始终未能处理好主权国家利益与地区集体利益的协调关系，即地区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让渡问题。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海湾六国）有集体安全与个体安全的矛盾，即对集体安全机制的不信任而扩充军备或缔结同盟以自保；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即一个主权国家不仅需要考虑绝对收益，更需考虑相对收益，因此各国必定会追求各自利益；主权共享与主权独立的矛盾，即集体安全思想与传统国家主权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以上几点硬伤拖延了海合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5]具体到实践则表现为海合会国家在决策时往往言语大于行动，时常出现有集体安全机构，但无集体安全行动甚至无集体安全决议的尴尬情况，同时经常出现海合会各国领导人热衷于协议的制定而对后期协议的执行与操作不闻不问的局面，即使是达成共识的项目在合作进程中各国领导人也会犹豫不决或争执不休，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大成员国之间的罅隙和彼此信任感的缺失。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海合会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将精力更多地投放在各自的军火采购上，而集体军事与政治安全的建设则相对滞后。
其次是军事一体化成果方面差强人意。以海合会“半岛盾牌”联合部队为例。尽管该联合武装已历经多年的共同建设与发展，但至今该部队仍仅有由沙特人组成的两个旅的兵力，而且在训练、后勤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武器装备的互用性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有评论认为该部队存在的象征与威慑意义大于其操作层面的实战意义。同时尽管六国早已拟定了建立一体化防空和指挥系统的合作计划，但由于各国军队的通信与电子设备无法兼容，上述计划一拖再拖，武器装备的生产计划也未能实施。[6]
再有就是海合会六国集体安全合作的公信力有待提升。集体安全要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反对任何有侵略行为的国家，但在一个自助的无政府国家体系中，各国不可能在不考虑各自国家利益情况下与任何侵略者开战。[7]尽管海合会国家曾一度申明“对海合会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海合会全体的攻击”的共同立场，但在现实利益面前，“利益的一致程度决定了对外政策的协调程度”的原则有时占据了上风，至少在共同行动中的力度方面体现出差异。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科威特面临的是亡国之辱，其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复国雪耻”，而海合会其他成员国则根据伊拉克对自身的威胁程度来采取不同措施和做出适度反应，海湾战争爆发前夕的海湾危机期间，科威特方面就曾对阿曼政府接待伊拉克外长访问的举措表示不满。“正是因为在特定条件下无法形成合力，从而削弱了联盟[8]在对抗或冲突均势中的实力。”[9]
此外，在2011年以来的中东变局中，通过海合会国家的表现，可以看出六国积极介入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影响地区发展走势的战略趋向。例如，对于部分参与海合会的也门，该组织三次提出并修改调解方案，最终推动也门萨利赫政府与反对派在2011年底签署协议，初步实现政权和平过渡，为也门政局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也门问题在海合会框架内得到初步解决。与此同时，对成员国之外的变局走向施加影响。在利比亚问题上，就率先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基本立场，此举成为推动阿盟整体乃至其他国家对该决议采取支持立场的重要因素。对于美、法、英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干预，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合会成员国亦步亦趋，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支持，特别是卡塔尔还直接派出军机参与作战，帮助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卡塔尔设立办事处和电视台，为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帮手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作为在海合会中享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美欧明确表示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执政合法性而要求其下台后，就发出了相同的呼吁。同时，海合会还支持阿盟通过派遣观察团、提出调解方案等方式积极发挥作用，并派出代表参加观察团。[10]上述行为表明，海合会六国在确保自身集体安全的前提下，正逐步通过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扩大其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与话语空间，以期在未来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战略棋局的重塑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在此过程中，海合会内部关系进一步凝聚，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卡塔尔与沙特关系的升温。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因素困扰，卡塔尔与沙特之间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但在中东危机爆发后，共同战略利益与立场促使两国关系迅速改善，除作为两国关系晴雨表的天然气供应工程进展顺利，同时其他领域合作也进一步加强，如在沙特长期被禁的半岛电视台被允许设立沙特办事处等，甚至有分析预测，这种友好关系至少会持续到2022年。[11]但是2017年发生的沙特等国与卡塔尔之间的断交危机向人们表明，上述预测过于乐观，尽管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双方关系逐步显现缓和迹象，但成员国在地区事务以及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与矛盾，向海合会国家再次敲响警钟，海合会应汲取危机带来的教训，更加科学地完善自身组织体系，寻求更为协调的内部关系模式和更为合理的未来发展之路。
（二）经济一体化方面
经济一体化目标客观上要求成员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优化整合，但由于多种条件制约，海湾六国在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分歧与障碍，为六国作为地区经济体整体实力的提升带来变数。(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海湾六国经济体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石油的局面仍未彻底改观，六国之间经济缺乏互补。海合会六国均为石油国家，长期依赖石油资源的开发造成各国普遍存在单一石油经济结构的困局，一方面各国经济因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供需情况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丰厚的石油利润，六国彼此间的合作收益难以达到合理水平，从而造成相互间贸易与合作发展滞缓，最终难以形成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的稳定统一市场。尽管六国政府近年来努力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状况，发展基础工业、金融、旅游、服务等多种行业，推动经济发展多元化，但单一经济结构和彼此互补性差局面的根本改观仍需时日。
其次，资源条件与发展水平不一，造成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不畅。在海合会六国中，卡塔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榜首，沙特则最低，不及卡塔尔的三分之一，而与此同时沙特却拥有全球石油储量最多的优势地位，并且开采周期至少还有80年，而巴林、阿曼则相对有限，石油开采期不足20年。收入水平与资源状况的差异，催生出相异的经济发展政策。以石油政策为例。对于沙特来说，“稳提价、高产量”成为其保证收入和稳定市场的上策；对于巴林、阿曼和卡塔尔来说，利用有限的石油资源最大限度创造财富成为其根本出发点。政策不同使双方合作中出现分歧，削弱了对外经济活动的向心力。
再有，立法与经济一体化方面存在障碍。尽管海合会提出了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与规章，但由于各国以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导致的立法批准效率滞缓、人事变动频繁以及各国过多考虑自身利益，六国在经济一体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立法与协议制定的瓶颈，从而大大影响了海合会国家宏观经济整合的进程。
（三）美国的制约因素
从海合会六国整合过程中的外部因素考虑，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已成为海湾地区秩序的主导，对该地区军事、政治乃至经济都有着方向性影响。美国出于其海湾战略与国家利益并不愿看到海合会国家间的通力合作，因此其对同海合会各国展开双边合作抱有更大热情，例如2004年9月，美国与巴林单方面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使刚刚启动的海湾关税同盟严重受阻，并遭到沙特方面强烈抵制，尽管对巴美自贸协定颇有微词，但阿联酋、阿曼和科威特随后也都同美国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谈判，给本已出现裂痕的海合会内部关系制造了新的分歧。
（四）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考验
随着生态问题、金融危机、移民问题、反恐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海湾六国的集体安全合作在逐渐注入新的内涵的同时，合作理念与模式也面临转变与提升。尽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会给海湾六国带来增加合作机会、深化国家间凝聚力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在缺乏经验或认识不足的情况下，该领域的合作同样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由于非传统安全涉及的主体延伸至国家权威政府以外的公民个体、社会、非政府组织等层面，由此可能会激发海合会国家市民社会意识和力量的提升，进而对一向由君主制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和精英阶层领导的不尽完善的共同体事业产生影响和冲击，这一点值得关注；同时，即便在具有集体认同的国家集团行为体之间也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分享认同的行为体很可能围绕和它们相联系的建构性规范展开辩论、争执甚至冲突，[12]随着非传统安全在海合会六国集体安全合作领域的加入，在群体成员的可接受行为和理念上如果看法不一，也容易成为矛盾与冲突的潜在根源。
对于海合会六国一体化进程及其效果，已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评价不乏尖锐。他指出：“我们尚未建立一支能够抵御外敌和支持朋友的联合军事力量。我们尚未形成一个共同市场，也没有在政治事务中达成一致立场……我们应当客观并坦诚地申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明显不够，这提醒着我们要付出更多努力完成尚未实现的目标……我们仍旧缓步前行而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