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关系评析
总体而言，为应对伊朗威胁而成立的海合会，其成员国在早期合作阶段在同伊朗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基本采取了相似的战略与立场。作为海合会集体身份建构中的他者，伊朗同海合会国家的外交关系无疑将促进六国作为国家集团的整体意识和集体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问题，除了考量伊朗作为六国集体以外的“他者”国家对海合会国家集体认同与集体利益的建构作用之外，还应思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根据建构主义“无政府文化”理论，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属于何种性质的文化关系，形成这种关系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也是本部分内容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一）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关系模式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三种“无政府文化”状态。根据国家间互动性质的不同，建构主义者将其划分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三种国际体系文化。这里的“文化”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制度、规范、认同等文化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互动实践造就的。其中，“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24]其中在洛克文化体系中，国家间主要关系是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间关系特征是维持现状。通过前文对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外交互动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断定，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的国家间关系应当属于洛克文化的国际结构关系。
洛克文化中国家间的角色关系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其核心是“竞争”，“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25]。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是一种竞争对手关系，无论是霍梅尼时期以“输出革命”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海合会国家逊尼派政权同伊朗什叶派力量之间的彼此对立，还有阿联酋同伊朗之间旷日持久的海湾三岛争端，以及同样作为国际原油出口重要国家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和石油战略的纷争，双方都是以一种对手或竞争者的关系和姿态处理彼此之间的纠纷与矛盾的，都是在遵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维护彼此国家主权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外交互动的。一方面，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不是霍布斯文化意义上的“敌人”关系，即便存在严重分歧，双方行为的基础仍是承认主权，承认对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不会试图征服或统治对方，更不会产生消灭对方的企图而形成生死攸关的威胁；另一方面，海合会国家同伊朗同样也不是“朋友”关系，双方关系并未发展到友谊的程度，即便是后霍梅尼时代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缓和与改善，但双方国家战略与外交理念的基底未发生实质变化，彼此关系修好更多是出于营造宽松地缘安全环境、争取发展空间的现实利益需要，既没有形成共有的制度规约与行为规范，也没有缔造出共享的集体观念和认同。因此说，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竞争者的洛克文化关系模式。
（二）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关系模式形成原因
既然海合会国家与伊朗之间是一种基于竞争关系的洛克文化的结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关系模式而不是基于共有认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关系呢？通过对海合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发展经验的解读，我们或许会将答案解释为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缺乏像六国那样的相似性，如国家政权形式、经济发展模式、民族属性以及语言文化的同一等等，但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到东盟集体身份认同上来，就会发现上述答案有失全面，也缺乏经验支持。在东盟国家集团内部，政治、经济、信仰等层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这并没有阻碍东盟各国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形成，这说明只有以良性的社会化互动合作为基础，依托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与管理制度，才能为优化国家间关系、形成共同利益和集体认同创造条件。海合会国家同伊朗之间缺乏这样一种基于互动合作实践的共有制度与规范，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双方观念结构的差异以及在地区化定位中难有共识。
1.伊朗：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地区大国意识
在国际体系当中，实力、物质资源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因素形成了国际权力结构的等级差异。20世纪30年代有西方学者就此提出了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国家层级概念。根据相应标准，我们可以将伊朗定位为“第三世界中等大国”，这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第三世界中等大国的成长过程大多与它谋求成为地区大国同步进行”[26]。(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伊朗曾创造过辉煌的波斯文明，并在其伊斯兰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波斯文明气质与伊斯兰文明精神于一体的波斯伊斯兰文明。历史的伟业成为伊朗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同时再现民族辉煌成为伊朗民族的理想信念与奋斗目标。巴列维时期，西方援助以及石油财富的增长，使得伊朗国力增强，控制地区事务的大国欲望再次变得强烈，曾一度在海湾扮演“海湾警察”的角色，巴列维国王曾多次扬言：“我们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27]霍梅尼上台后，宣布“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内政外交理念，并在宗教旗帜下以海湾君主国家为主要目标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其实质是具有极强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以“谋求地区大国主义”。[28]拉夫桑贾尼执政后，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为主的国家内外政策，而是推行了稍显务实与温和的“实用伊斯兰主义”，以此摆脱外交困境和恢复两伊战争中受损的国力，但它并未因此放弃“输出革命”的提法以及“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29]在哈塔米时期，通过推行“文明对话”的外交理念，伊朗在地区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形象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并且同海合会国家的对话与接触进一步加强，但其地区大国意识与理念并未改变，在倡导“文明对话”的同时呼吁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中能够为伊斯兰国家提供机会。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兼具强硬与务实的特征，与之前的伊朗对外政策有着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就是伊朗对核计划的大力推行。对于伊朗而言，拥有核能力不仅是出于威慑与安全的考虑，同时是作为大国地位的标志。正如伊朗部分精英人士所言，“伊朗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备，更需要核武器，拥有核武器伊朗才能进入大国俱乐部……”[30]
由上可见，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践行地区大国理念、争得地区霸权地位始终是伊朗处理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基本立场与核心观念。
2.海合会国家：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均势思想
单边主义、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共同构成了国际合作的基本范式。“多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合作或者协调。多边主义是为促进多边活动而提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规范性原则与现实性信念两方面特征。[31]在地区外交与安全战略方面，海合会国家大多奉行多边主义原则之上的“均衡”或者说“均势”思想，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1）海合会国家间的地方主义。地区主义可以认为是某个地区对多边主义的实践，是多边主义在地区层面的表现和具体的实现形态之一，通过地区主义有组织的协调活动与制度安排，能够将国家或次国家地区可能出现混乱局面的被动现象，转化为一个有能力倡导地区利益、解决国内到地区各种冲突的主体。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就是海湾地区六国实力相对弱小的君主国家，为加强国家间经济与社会合作，共同防御外来威胁，在多边主义引导下的地区主义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合会的成立本身就是海合会国家范围内多边主义的一种表现。
（2）海湾地区层面的均势主义。“均势”原则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亨利·基辛格是多边均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提出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的观点。他所指的均势就是世界各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平衡。海合会国家在地区权力结构方面的主张和原则基本契合上述多边均势理论的观点：一方面，海合会国家成立地区合作组织海合会本身就有意将该联合主体打造为海湾地区战略体系中的一个单位，用以抗衡另外两股地区势力，即伊朗和伊拉克；另一方面，由于海合会成员国尚未达到应有实力，无法掣肘其他两方或两方中任何一方，出于均势的考虑，往往采取灵活、现实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通过“和此抗彼”或“和彼抗此”的方法求得地区各方力量的暂时平衡。
可见，在外交思想与安全理念方面，海合会国家同伊朗存在显著分歧，观念结构的差异导致双方缺乏长期的良性互动合作，难以形成共有的行为规范与制度规约，因此更无法形成真正的集体利益与认同，从而使得双方关系始终保持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根据建构主义的说法即洛克文化的国际结构体系。
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地区的重要“他者”，伊朗威胁曾催生了海合会的成立以及海合会各国共享集体身份认同，然而由于海合会各国的教派属性和什叶派人口比例差异，加之与伊朗地缘位置、利益考量等方面的不同，海合会各国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以及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往往存在着差异。例如海湾战争后，关于海湾地区主要威胁的看法上六国的观点各异甚至分歧严重，科威特认为伊朗值得联合和依靠，主要威胁来自伊拉克，而阿联酋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伊朗强占三岛，是地区主要威胁。在对伊立场上，海合会内部主要分为沙特、阿联酋与巴林为一方的强硬派，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遏制其崛起；而阿曼、科威特、卡塔尔三国则是主张同伊朗缓和关系的温和派。其中，阿曼与伊朗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渊源，努力扮演沙特同伊朗矛盾的调解人；科威特则主张海合会国家应通过与伊朗对话缓和地区紧张局势；而卡塔尔由于同伊朗共享天然气资源则更倾向于与伊朗合作。[32]随着地区形势以及海合会内部关系格局的变化，上述分歧日渐突出，最终难免演化为路线之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卡塔尔虽然在2016年初追随沙特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但2017年4月重新与伊朗开展天然气合作，在同沙特发生断交危机后恢复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尽管奉行相对独立外交政策的卡塔尔主观上采取尽可能同沙特、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的均衡态度，但正如有学者所说，“伊朗威胁也不再是海合会团结的主要动因，因为在一些国家看来，所谓‘伊朗威胁论’已成为阻碍海湾国家发展的魔咒和陷阱”[33]。由此可见，海合会国家在同伊朗的排他性交往中，作为地区“他者”国家的伊朗对于海合会内聚力的加强与集体社会边界的打造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者”的作用不仅仅是强化国家集团的社会化归属，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成为弱化甚至解构国家集体内部凝聚力和集体身份的力量，对于海合会而言这一问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