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与沙特对外政策差异性解读
“解决海湾地区的冲突，首先需要理解地区每个国家的安全关切。地区国家的一些政策看似野心勃勃或怀有恶意，其实可能只是对其他国家在全球或当地层面主动行为的一种回应。”[44]理解卡塔尔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妨从政权的自我安全保障的视角解读双方行为方式的不同及其背后的对外政策与理念的差异。
1995年哈马德执政后，对外政策方面独立自主与彰显主权的特征日益明显，例如与以色列建立非正式关系，成立半岛电视台，在历次重大国际与地区事件中表现抢眼甚至对除卡塔尔以外的阿拉伯政权评头论足，试图掌握在阿拉伯世界的媒体话语权，支持哈马斯组织并鼓励穆兄会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先后参加了黎巴嫩危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加沙战争等地区事务的外交斡旋活动，积极承办高级别国际会议并以此开展多边外交，如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等。此外，通过允许美国在乌代德空军基地驻军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但同时又与美国和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敌手伊朗保持密切联系。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卡塔尔对外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激进与冒险主义特征，并对中东地区局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东变局过程中，半岛电视台一直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等国局势发展推波助澜，鼓动民众参与对抗现政权的抗议活动；同时不断伸出“金融之手”影响相关国家政局，例如在2012年下半年，卡塔尔合计援助埃及50亿美元，并援助加沙的哈马斯4亿美元，卡塔尔被认为是中东变局中出钱最多的国家；在利比亚问题上，卡塔尔积极推动在该国设立禁飞区，甚至直接派战机参与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建议阿盟出兵对叙利亚局势进行军事干预，并积极参与阿盟对叙利亚进行制裁和中止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
作为海湾地区大国，沙特传统上并不是中东政治博弈的热衷参与者，更不是地区事务的领头羊，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老牌地区大国的衰落，其传统地区宿敌伊朗的乘势崛起，美国中东地区政策的收缩，加之国内形势的变化，沙特一改其一向沉稳低调的作风，由保守内向转为激进外向，不仅涉足地区热点问题，甚至亲自插手地区争端：例如出兵支援巴林政府平息什叶派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帮助也门化解政治危机并扶植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对抗甚至组成“十国联盟”出兵也门，以期控制也门局势；对于埃及政局十分关注，2013年7月在穆尔西政府遭到以赛西为首的军方力量逼宫的情况下，沙特方面罕见地对埃及军方伸出援助之手，在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埃及军方的同时，迅速联手阿联酋向埃及过渡政府提供12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带领海合会其他成员国一直对叙利亚局势推波助澜，大力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资金和武器装备的支援，以达到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的；甚至在2013年10月，因为对美国未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军事打击以及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等做法表示不满，拒绝接受其得之不易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而引发“安理会风波”。[45]
无论是卡塔尔外交的扩张与冒进，还是沙特对外政策的后发制人，两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是其在地区与国际形势和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时所做的调整，从保障各自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在此背景下，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出现，应当说是双方在安全理念、外交方略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性导致矛盾与冲突升级的必然结果。(https://www.daowen.com)
“政治不安全感才是形成和影响海湾冲突最重要的因素，即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政权基础不稳，容易受到内部篡权、外部攻击、分裂活动和国内起义等因素的影响。”[46]中东危机发生后，随着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表现为制度变革的重大政权转型，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势崛起，成为中东地区不容小觑的力量，尽管这些国家实现了君主制度的稳定和延续，但其国家运作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型。之前，海合会君主制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主要依托历史传统、宗教权威、优厚的社会福利、领导层权威崇拜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的平衡与协调实现政权的维系和运行。然而随着地区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免受外部袭击和内部动乱等安全考量成为海合会国家运作方式自主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政治安全”成为其政权合法性话语的主流，对安全与稳定的需求使卡塔尔同沙特的国家理念与政策差异化日益明显，在矛盾与威胁面前的不同立场和反应使双方分歧与纷争长期难以化解。
对卡塔尔而言，在其特立独行的外交政策方面，丝毫不掩饰其对于主权独立性的高度重视。卡塔尔外交部长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提亚曾公开表示：“卡塔尔选择不待在历史的支线上……我们要在世界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与各国保持交流，调停冲突，致力于解决暴力冲突，并且照顾难民。”[47]塔米姆继位之后，卡塔尔在地区事务中的一系列表现尽管招致中东地区不少国家的不安甚至敌视以及国际社会的争议，但也使得卡塔尔的地区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卡塔尔不断扩大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使该国国内涌现出一种自豪感，认为卡塔尔已经拥有了改变地区的实力。可以说，民族支持、地区认可和不断增强的国际角色是卡塔尔独立和安全的主要支柱。”[48]可见，卡塔尔的小国大外交的对外战略尽管颇受争议甚至在海合会内部被视作“异类”，但其实其核心要素仍离不开实现对于国家安全的确保和油气产业发展的维护。一方面，自1995年哈马德执政以来，卡塔尔一改过去依赖沙特的局面，努力打造民主、自由的独立形象，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西方建立更为紧密的外交关系，进而实现在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相对自主权和经济安全保障。2003年美国在卡塔尔建立军事基地后，卡塔尔油气产业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于是借机进一步开拓公共外交，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条件。而当地区安全局势出现动荡时，为降低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风险，卡塔尔主动参与地区事务甚至谋求地区主导权，其重要战略考量之一就是希望加强与西方的战略关系来维护自身的安全。[49]但是与西方结盟，其真正目的是确保国家安全，而不是在制度与观念层面向西方靠拢，特别是随着美国的中东战略出现调整，在地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卡塔尔不断强调其阿拉伯身份与伊斯兰认同，积极参与地区冲突调解，同时与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特别是真主党、哈马斯以及穆兄会等伊斯兰力量建立联系，其行为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点，最终目的就是在各方势力的冲突矛盾与复杂关系面前，通过主动型的平衡外交，实现安全保障，确保自身利益。
同样，对于沙特来说，从先前的被动战略到现在的主动进击，基于国内政权稳定与免受外部干扰的国家安全是其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沙特曾经赖以依托的政权合法性支柱正在发生变化，王室权力核心内部主张利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来实现巩固权力、打造政权合法性新基础的力量占据上风，“这种政治体制支柱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央权威，掌握在沙特王储手中的中央权威较之前更加强大”[50]。由此，沙特国内层面的安全政策变得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同样这种国内政治层面的转型对沙特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地区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外部安全不断遭受挑战的情况下。例如随着伊朗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呈崛起之势，对沙特传统大国地位形成威胁，同时伊朗与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四国形成了什叶派政权新月地带使沙特感受到明显的地缘安全压力。此外在沙特南部邻国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崛起，不断攻城略地，占据也门大部分领土，给沙特周边安全造成威胁，一方面是作为沙特经济命脉的石油出口的通道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是沙特干预也门冲突给自己造成的边界安全威胁。除此之外，随着美国实力相对式微，为减少消耗，要求包括沙特在内的盟国承担起更多地区责任，同时对沙特的安全承诺一再缩水，这也成为沙特对外政策转型、提升国家安全系数的重要催化剂。
如前所述，从卡塔尔与巴林之间的领土纷争解决过程中可以看出，沙特在海合会内部区域大国地位的建构方面并非一帆风顺、不可撼动，但沙特的领导地位与海合会其他五国至少形式上的追随行为成为海合会保持团结与稳定的一种前提保障。在中东剧变发生之前，保守低调的沙特主要依靠美国来实现自身安全，对于卡塔尔等国的出格行为一般采取劝服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处理，但随着中东变局导致的海湾以及中东地缘安全格局的重大变化，为继续维持地区大国地位、实现安全保障，在海合会内部，沙特需要强化其在该组织的权威与领导地位，需要其他成员国家的普遍支持，至少没有其他成员国损害沙特的安全战略，而卡塔尔与沙特以及海合会其他国家背道而驰的对外政策对沙特在海合会内部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沙特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卡塔尔在地区事务中的一系列冒进行为，例如与沙特视为安全威胁的穆兄会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在沙特政府眼中不再是不予计较的过分行为，而是对其形成安全挑战的敌对行为。在此背景下，从2014年沙特等国从卡塔尔召回大使风波，到2017年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危机，海合会内部愈演愈烈的区域治理危机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