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与伊拉克关系发展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海湾地区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即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不难发现，三次战争的主角均是伊拉克或者说是萨达姆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对于与伊拉克有着千丝万缕复杂关系的地区邻邦海合会国家来说，三次战争不仅改变了整个海湾地区的权力结构与战略体系，同时对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以上述三场战争的爆发为参照和线索，对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与梳理。
（一）两伊战争
两伊战争前，伊拉克执政的复兴党对外倾向于与苏联结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较为冷淡。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同时沙特还是西方实现海湾政策的支柱之一，因此海湾诸君主国与伊拉克的关系总体上呈对立状态。1968年，复兴党重新上台后，推行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路线，引起海湾阿拉伯邻国的警觉，但相较于同时期的伊朗霍梅尼政权的输出伊斯兰革命，这一时期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的关系处于“疏离”状态，并未达到“交恶”程度。之后《阿尔及尔协议》为伊拉克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创造条件。1975年，伊拉克与科威特签署解决边界问题协议；同年，沙特与伊拉克就划分两国中立区签署协议。1976年2月，阿曼与伊拉克建交。1977年，科威特、沙特与伊拉克分别签署一系列协议推动彼此关系发展。[34]
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加剧了海湾地区的乱局，同时威胁到两伊以外海湾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在次年海合会成立后，海合会国家依托其共同合作组织，以第三方身份积极参与促使双方尽快停火的呼吁与调解进程中，在对外表明其中立姿态时，从其现实利益出发，对两伊采取了不同立场，即对伊朗是名义上中立、实际对抗，而对伊拉克则是有限接触、适当支持，同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其立场态度。
海合会国家在两伊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舆论支持
战争爆发前夕，海合会国家政府和媒体的态度明显较以往倾向于伊拉克。1980年当两伊关系剑拔弩张时，海合会国家部分媒体警告伊朗不要冒险，并强调其同伊拉克之间的团结；当科威特王储造访伊拉克时，表达了对伊拉克的支持，并表示“在保护阿拉伯成就和收复失地方面的任何措施上”与伊拉克保持一致；沙特方面同伊拉克发表联合公报宣称，双方在伊斯兰世界的当前形势与阿拉伯团结方面达成了共识。[35]1982年伊朗军队越界进入伊拉克境内后，海合会首脑会议随即发表公报，认为伊朗此行为构成了对阿拉伯民族安全的威胁和主权的侵犯。[36]通过舆论宣传，海合会国家表达了支持伊拉克同伊朗进行战争的政治立场，在共同抵制伊朗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使得双方之间表现出少有的一致与信任。
2.经济援助
海合会国家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成为伊拉克参战的重要财力支撑。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海湾六个君主国战时对伊拉克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后者是无法持续对伊朗展开战斗的。截至1981年5月，海合会国家向伊拉克提供了如下贷款：沙特60亿美元，阿联酋10亿—30亿美元，卡塔尔10亿美元，到1981年底，沙特又追加40亿美元。1983年2月，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曾公开表示，“到1981年底，伊拉克收到海合会经济援助在180亿—200亿美元之间”[37]。在提供借款的同时，海合会各国还向伊拉克提供大量赠款予以支持。
3.条件保障
为帮助伊拉克在战争当中取得优势地位，海合会国家还向伊拉克提供物资、场地等后勤条件保障。科威特《祖国报》就曾透露说，海湾国家准备让伊拉克军舰在自卫时进入他们的领海；[38]沙特曾允许伊拉克战机飞越沙特领空并降落其境内；科威特曾开放与伊拉克的陆地边界为其运送战略物资；在两伊开战不久，就有两架伊拉克战机降落在阿曼空军基地。[39](https://www.daowen.com)
之所以为伊拉克提供大量帮助，是因为海合会六国更多的是将伊拉克看作抵御来自伊朗威胁的防波堤并将上述对伊拉克的支援作为向伊朗方面施压的砝码。但同时应当看到，相较于伊拉克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动机和目的，海合会国家同伊拉克之间有着根本不同，因此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海合会国家的态度也在发生着摇摆变化，甚至试图改善同伊朗关系，因为对于六国而言，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各方势力相对均衡以及确保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才是其真正目的与初衷，因此为避免伊拉克称霸海湾，海合会国家对两伊战争期间的伊拉克总体上是在抱有疑虑和戒心的情况下进行接触与支持的。
（二）海湾战争
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短缺、外债高企，但战后的伊拉克并未急于裁军和全力从事和平建设以营造稳健、和谐的国际关系，而是在重新追求地区霸主野心的驱使下，以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再次走上战争之路。“尽管许多阿拉伯国家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了巨额贷款和武器，但是他们低估了伊拉克据说为了遏制德黑兰向阿拉伯世界输出伊斯兰主义的好战性而在人力和财力上付出的代价。”[40]在此背景下，邻国科威特成为伊拉克对外掠夺、重振大国雄风的首选目标。因为在伊拉克看来，控制科威特，不仅意味着能获取巨额经济回报，同时夺取科威特领土还可改善其战略地位，满足其称霸海湾的野心。如前文所述，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在海合会成员国通过一系列努力积极参与打击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行动当中，尽管海合会的表现暴露出该组织在制度、实力等方面存在着缺陷，但这不是本部分内容讨论的重点，我们主要通过对伊拉克、科威特领土问题的回顾了解在该争端进程中伊拉克同科威特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领土边界问题由来已久。1932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退，伊拉克成立独立民族国家，并参照1913年的英奥双边协议与科威特划定了边界。但对于科威特，伊拉克始终持有一种复杂情愫，它始终“坚信整个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力图通过制造一个名叫‘科威特’的独立埃米尔国而阻挠伊拉克的发展”[41]。由此伊拉克坚持认为，科威特无权独立。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在伊拉克独立后不久出现反悔，改变了对科威特的态度，并提出解决伊、科边界问题的三种方案，即统一、结盟或合并，但在科威特丰富石油资源的诱惑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上述倾向很快演变为吞并科威特，这一企图遭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打压。1961年，随着英军撤出科威特，伊拉克政府力图取代英国人在科威特的地位，但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英国方面派军阻止了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但伊拉克方面一直时断时续地宣称法律上科威特应为其领土，并从未正式承认过科威特的独立。1971年，伊、科两国外长进行互访，之后成立科伊联合委员会来处理边界问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伊拉克希望控制其海湾港口临近的科威特的两个岛屿，并要求科威特将两个岛屿转交或租借给它，但谈判未获成功。1973年，伊拉克出兵占领了一个科威特边防哨所，沙特立即向科威特提供支持，在阿盟要求下，伊军最终撤离。[42]之后随着复兴党政权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有所改善，1975年6月伊拉克与科威特达成边界问题协议，1977年两国签署协议，规定两国从边界撤军，组建解决领土分歧的联合委员会等。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当萨达姆政权准备将贪欲的触角延伸到科威特时，伊拉克方面在1990年7月通过媒体进行宣传造势，在科威特等国石油政策以及伊、科边界问题上大做文章，为入侵科威特通过舆论制造借口，同月科威特政府代表团同伊拉克代表团在沙特吉达会晤，但无果而终。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开始经历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长期制裁。在联合国裁定下，1994年，伊拉克政府宣布承认科威特的主权和独立，并放弃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承认1993年5月联合国划定的科、伊边界线。
集体身份认同的缔造并不意味着国家集团成员之间没有分歧与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分歧时，化解矛盾的方法是什么，即是否在彼此克制与互信的基础上、在彼此共享集体认同与利益的前提下以可预期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与纠纷。显然，如果我们将伊拉克与科威特领土边界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海合会国家之间领土边界纠纷如卡塔尔、巴林领土争端的化解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首先，争议双方的动机与态度不同：卡巴纷争的目的是在双赢基础上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模式，而科伊问题中伊拉克意识中一直认为科威特领土属于其所有，因此始终抱有“零和博弈”的心态处理双方问题。其次，制度与规范的建构存在不同：卡巴纷争过程是海合会成员国纠纷处理原则和机制创建与完善的过程，同时双方总体上是在海合会规制框架下处理彼此纠纷的，而科伊问题则存在许多变数，这是由于双方问题的解决缺乏明确的原则与制度引导，只是随着形势变化进行权宜选择，而且双方并未形成彼此认可的较为稳定的行为规范。此外，集体认同的不同，也是两种领土问题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所在：卡巴纷争的解决基于双方作为海合会成员国经过长期交往互动和共同规范制度下产生的海合会国家间集体认同，这为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可能，而科伊边界问题双方彼此间缺乏共有认同与共享观念，缺乏良性互动和集体制度与规范，使得暴力形式的海湾危机的出现成为可能。当然，海湾危机的出现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萨达姆政权自身霸权战略下大国心态的形成以及伊拉克国内政权的暴力政治倾向外溢到地区层面有着很大关系。
战争结束后，海合会国家对伊拉克的立场是较为矛盾的。一方面，出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大局考虑，海合会成员国呼吁伊拉克方面与联合国对话，争取联合国早日解除对伊制裁，同时希望在联合国决议框架内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缓解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坚持对伊拉克的制裁与打压，以及在处理中东问题方面对阿、以采取的双重标准，包括海合会六国在内的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强烈反美情绪，海合会国家也开始与美拉开距离。此外，由于战后产油国伊拉克的退出有利于海合会国家扩大出口，增加石油收入，一旦解除对伊制裁并恢复其石油出口，势必影响海湾其他国家市场潜力与经济利益，加之伊拉克民族复仇情绪影响，海湾地区可能再次面临安全与稳定的挑战，因此海合会国家对伊态度和立场百味杂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三）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海合会国家对伊拉克的政策总体上延续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保持各方均衡态势的务实主义原则。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面对日益吃紧的美伊关系，2003年3月，阿联酋提出的要求萨达姆下台的建议未获海合会通过，但卡塔尔、巴林与科威特表示支持这一建议，认为该建议没有干涉伊拉克内政，并称呼吁伊拉克政府放弃政权目的是使伊拉克及其人民免受战争威胁。
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中关于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海合会成员国作为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前沿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0万美军直接从科威特打击伊拉克，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设在卡塔尔，沙特与巴林也分别设有美空军与海军基地。[43]
战争结束后，海合会国家对战后伊拉克的政策与态度表现出一定的两面性。一方面，海合会六国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2004年底，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宣布海合会将全力帮助伊拉克重建。海合会各国主要以双边的形式参与伊拉克重建进程：除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外，沙特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在多领域加强同伊拉克的合作；科威特表示将为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各方力量提供多种便利；阿联酋从军事方面向伊拉克提供帮助，为培训伊拉克军队提供大力支持；卡塔尔则将免除伊拉克的40亿美元债务。[44]上述行为显示出海合会国家希望加强自身在战后伊拉克新政权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重新营造海湾战略平衡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为伊拉克什叶派的强势崛起提供了契机，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的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中东地区什叶派“新月”地带正在形成，这一趋向的出现意味着海湾以及中东地区将面临什叶派势力的扩张，从而加重了海合会六国的不安全感，因此在与伊拉克关系上六国仍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