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恐问题
人类社会运用暴力手段进行恐怖活动的历史由来已久，并给人类社会的发展留下黑暗与暴力的阴影。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更多地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术语进入全球各界关注的视野。由于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以及所属国家集团不同，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一直存在分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它们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对正义斗争和恐怖主义不加区分；另一类主要是不结盟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它们谴责恐怖主义，并给它增加新的内容，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强调应把人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与恐怖主义区分开来。[29]国内有学者从客观、全面的角度出发，在综合各方观点之后，提出了较为公允的概念，即“恐怖主义是在某种极端信念或意识形态理论驱使下的社会组织或群体，用暴力和威胁等非法手段袭击非战斗人员特别是平民及民用目标，以期产生恐惧的社会心理，借此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犯罪行为”。其特征主要包括：暴力手段，政治目的，恐惧效果，极端主义信念和理论体系，杀伤平民和摧毁民用目标。[30]
在“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间，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国家主权与寻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政治与思想的主流。在此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风起云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从事的暴力恐怖行为逐渐成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恐怖主义活动是宗教极端主义派别所从事的恐怖暴力行为，不是指整个伊斯兰复兴运动，更与伊斯兰教本身无关。[31]
在海合会六国中，反恐形势最为严峻的是实力最为强大的沙特，并且海湾战争之前海湾地区的恐怖主义事件大多集中在该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沙特政府就开始面临大批主要来自也门、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外籍劳工带来的挑战，许多外籍移民为改善低下的社会地位或出于政治目的而参加沙特国内反政府活动。如有资料显示，60年代后半期，在麦加、利雅得和其他主要城市不时发现传单，或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在利雅得、达曼、吉赞和纳吉兰同一天就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沙特政府驱逐或逮捕了大批人员。[32]70年代中期沙特石油经济的繁荣在推动沙特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引发一些人对政府现代化政策的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社会弊端，使沙特国内社会面临冲击与动荡。加之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输出伊斯兰革命”的矛头直指其海湾君主制邻国，在此政治气候背景下，海湾国家境内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性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武装占领沙特麦加清真寺事件。1979年11月20日，400余名宗教极端分子手持武器武装袭击并占领了麦加清真寺，他们原计划杀死前来清真寺做礼拜的沙特国王哈立德，并推翻沙特政府，沙特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经过两周浴血奋战才夺回麦加清真寺，并最终平息了这次恐怖暴力活动，这次事件完全是一种用宗教作掩护的政治活动，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变革时代沙特社会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与斗争。严格来讲，沙特同美国并未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但自1990年至2003年，数千美军驻扎在沙特军事基地，同时沙特接受了美国先进的军事训练，沙美关系的发展导致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挑战，后者一直谴责沙特政府道德沦丧并听命于美国人，并由此导致1996年对美国驻沙特霍巴塔军事人员的袭击、2003年和2004年发生在利雅得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4年12月对美国驻吉达领事馆的袭击。(https://www.daowen.com)
至于海合会其他成员国，虽然也曾遭受过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并未达到沙特那样的频度与严重程度，总体上保持了安全与平静状态。如1985年5月，一支伊拉克什叶派突击队向科威特埃米尔的座驾投掷炸弹，造成4人死亡；同年7月，科威特两座咖啡馆遭袭，造成多人死伤，但当时科威特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大，在科威特甚至流行这样一句话：“科威特没有恐怖主义。”[33]1983—1986年，巴林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行动党暗杀了两名政府官员和一名阿曼商人，1984年该党还曾两次向埃米尔的汽车投掷炸弹，但均未成功。[34]由于和美国关系密切，卡塔尔一直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不过和沙特等邻国相比，卡塔尔局势还算平稳。近年来卡塔尔发生的严重的袭击事件包括2004年2月车臣前领导人扬达尔比耶夫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以及2005年3月一起针对多哈一家剧院实施的汽车炸弹事件。
此外，海湾六国传统的宗教慈善事业也受到恐怖主义活动的殃及。“9·11”事件之后，人们发现阿拉伯国家用于服务社会、赈济穷人的数笔宗教慈善募捐款项被恐怖组织用于暴力活动，阿拉伯国家慈善捐款面临空前信任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据此大造舆论并对伊斯兰慈善机构予以鞭挞，并将沙特国内四个宗教慈善机构推上被告席。[35]恐怖活动与全球性反恐运动对包括海湾六国在内的阿拉伯慈善事业造成巨大冲击，并造成众多需要慈善救助的穷困人口面临困境。受反恐问题波及的阿拉伯慈善事业的前途命运引起人们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