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未来横向扩容发展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具有社会化属性，因此国家之间社会化的行动过程也是造就和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过程。当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国家间的观念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为观念结构与国家主体之间不仅表现为观念结构对国家的约束，同时作为行动者的国家对观念结构还有反向作用，即二者是相互建构的。国家身份与利益同观念结构的这种逻辑关系为国家集团以扩容为主要形式的横向发展提供可能，因为随着集团内部新成员的加入，新老成员之间的身份与利益关系会重新塑造，通过在国际组织框架内的社会化互动合作，随着扩员后国家集团集体身份与共同利益的形成，附着于行动者身份的观念与认同逐渐清晰与稳定，国家间关系由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对于海合会而言，当海合会内部关系与外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海合会是否吸纳新成员的问题逐步提上日程，而这一课题如果最终变为现实，海合会则要面临一个包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果，即海合会扩容在推动海湾六国与其新的伙伴国家朝着建构新的集体身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又削弱和冲淡了增员后的海合会组织继续以原有集体身份进行一体化合作的可能性。
2011年5月，在利雅得召开的海合会首脑峰会做出决定，将吸纳约旦与摩洛哥成为该阿拉伯地区组织的新成员。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在会后发表声明说：“约旦和摩洛哥与海合会成员国同祖同根、命运相连、制度相似、关系紧密，海合会对于两国申请加入的请求表示欢迎。”[14]
外界普遍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一个封闭的具有排他倾向的组织。它一反国际组织的惯例，章程中没有提及成员退会、开除会籍或停止成员权利的任何内容，并且没有任何涉及关于海湾以及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可以加入该组织的内容，似乎暗示着该组织仅限于海湾六个君主国。对此，曾有人质疑海合会对共和制或信奉革命思想的国家抱有成见，海合会立即予以公开澄清，强调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条件存在相似性，而这是合作成功的必要保证，同时表示，如果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发起国一致的话，不排除接受新成员的可能。
可见，在海合会国家的意识中，跨入海湾君主制石油富国俱乐部的门槛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政治制度上的相似性。那么对奉行君主立宪制的约旦与摩洛哥两个国家而言，君主王权统治的政权基础，无疑成为其叩开海合会组织大门的首要条件。首先，约旦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设参众两院，权力掌握在以国王为首的哈西姆家族王室手中，该国宪法规定，约旦是一个世袭的阿拉伯君主立宪制国家，立法权属于国王和议会；其次，摩洛哥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根据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最高元首、宗教领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王位世袭；[15]此外，两个国家均为逊尼派执掌国家政权。
此外，海合会国家做出这样“冰冻三尺”的重要决定绝不是“一日之寒”的仓促之举，海合会六国同约、摩两国已有多年的关系发展作为基础。海湾危机发生后，由于约旦采取了与埃及、叙利亚、沙特和科威特等国相悖的立场，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一度趋冷。海湾战争结束后，约旦迅速调整其外交政策，主动改善同上述国家的关系。2001年3月，约旦国王访问沙特、阿联酋等国，4月访问阿曼，5月对也门、科威特和埃及进行了访问，同年8月和11月，两度访问沙特。此外，约旦同科威特之间由于海湾危机中约旦支持伊拉克的立场而受损的双边关系有所缓解，双方签署了两国保护投资、避免双重征税以及劳务技术等协定。[16]而摩洛哥同海湾石油国家的良好关系由来已久：1999年12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即位后首次出访沙特、阿联酋等国；自西撒哈拉冲突爆发以来，沙特每年向摩洛哥提供大量财力支援，摩洛哥40%以上的石油资源依靠沙特赠送，1997年，沙特在摩洛哥投资达5亿美元。[17]
同时，海合会做出扩容的决定，在时间的选择上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利益考量。
有分析认为，在现有成员国一体化进程因诸多困难而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海合会突然宣布将扩员，与目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不无关系。海合会希望与约旦和摩洛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君主统治，同时应对中东变局中伊朗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自2011年初开始的中东变局期间，摩洛哥、约旦、巴林、阿曼、科威特和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家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示威游行，在巴林，以什叶派为主的示威民众公开提出废除王权、将政治体制由中央集权改为民主选举的政治诉求。加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持续数年的强人政权的垮台，使这些君主国家的统治者普遍意识到，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面前，只有联手组建一个政治联盟，彼此互相支撑，才能确保世袭的君主威权统治得以延续。
如果海合会组织扩员成功，该组织的结构与定位必然将做出调整，将由先前的次级区域组织升级为地区层面的区域化组织，中东地区也将出现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轴心。海合会与约旦和摩洛哥的连横合纵对于新老成员来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一个双赢的选择。(https://www.daowen.com)
对于约旦和摩洛哥来说，加入海湾君主国家阵营将使两国更多地从经济方面获益。从经济角度讲，约旦和摩洛哥两国经济问题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失业率高、物价攀升和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海合会国家为主要出口国的国际油价的高企，而一旦加入海合会，两国可以获得海合会成员国提供的低价甚至是赠予的石油、投资以及经济援助等，在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同时，还可以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增长点。以农业为例，作为两国经济支撑点之一，两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6%来自该领域，同时国内劳动力人口的42%从事农业生产，如果海湾六国对该领域进行投资无疑会给两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并且两国的旅游业也需要外资注入以获得更大提升。此外，如果约旦和摩洛哥国内今后爆发民生问题引发的反政府浪潮，海合会中的产油国即可通过提供经济支持来帮助化解它们面临的威胁。
而对于海湾六国而言，扩员的实现将使六国在政治层面成为受益者。在政治上，约旦和摩洛哥可向海合会提供支持。2009年，摩洛哥就曾在伊朗高官发表了巴林曾经是伊朗的第14个省的言论后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在平息此次巴林动乱的行动中，约旦就派出800名士兵，插入沙特阿拉伯部队中，进入巴林帮助其稳定局势，而约旦如果成为海合会成员，就可按照集体安全原则名正言顺地进入成员国提供安全和军事支持，因为约旦可利用其在中东地区实力较强的军事武装和安全部队帮助海合会成员国维护安全；此外，与海湾六国相邻的约旦在地缘上可以作为外部势力进入海合会现有成员国的缓冲区。[18]
海合会的扩大使新老成员国家受益的同时，也使以海合会为共享平台的未来集体身份的建构面临严峻的考验。
首先，在制度与规范层面，作为海合会新成员的约旦与摩洛哥由于不熟悉海湾六国作为共享集体身份的国家集体在处理成员国间关系时的模式、规范与原则，两个新成员能否通过社会化交往融入“海湾模式”当中无法确定。这同时意味着扩员后的海合会必须面对新的组织框架中低水平的合作关系的重启和承担处理海合会低度发展的新责任，以确保扩员后的海合会新老成员之间的关系平等。
其次，在经济层面，在海合会六国30余年的长期合作中，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合作已取得长足进展，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六国经济合作进程中的某些领域有时会出现曲折前行甚至裹足不前，但总体而言，六个石油国家正逐步以完整的经济实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尽管前文谈到，海湾六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造成六国之间经济合作缺乏互补性而成为彼此间合作的消极因素，但同时应当看到，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能够取得重要成果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海湾六国之间经济发展模式的相似性与政治制度的趋同性。新的成员国家的到来，一方面由于约、摩两国资源基础与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跟海湾六国明显不同，新老成员之间容易形成互补与互惠，但另一方面六国经济一体化方面已经形成的制度、习惯和机制都将面临调整或重组，两个新的成员国家能否同海湾六国合作而形成新的经济一体化关系模式与目标，同样有待观察。
再次，在集体认同方面，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海合会国家面临新老成员之间初始化水平的认同建构。海湾六国业已形成的旧有集体认同在新成员加入后形塑新的集体认同的任务面前如何修正与调适，同样是海合会各国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处理得当将有助于扩容后的海合会的内部互信与凝聚，若新的集体认同不能有效建构，则不仅无助于新的利益共同体凝聚力的形成，甚至会使新的国家集团面临解构的风险。例如，尽管政治制度相似，但新的海合会架构内，新老成员经济基础与发展模式的差异无法使其形成同之前海湾六国之间一样的天然的团结，阿盟内部海湾六国同经济落后的阿拉伯兄弟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将这种新老成员间的贫富差距转变为一种积极的互补与互助关系，则可能在海合会内部出现由于经济差异而导致的不同阵营，从而在成员国之间制造心理上的藩篱，进而给扩容后成员国集体身份认同建构的前景蒙上阴影。
此外，还有海合会扩容后与外部势力关系的变化。作为海湾六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约旦与摩洛哥两国成为海合会的新成员后，同美国的关系发展状况同样是海合会处理外部关系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后，海合会成员的增加，归属范围的扩大，同时意味着该组织安全范围的扩大，因此客观上要求它承担比目前更为艰巨的任务与重担，对于海合会各国来说同样是一个新的挑战，成与败会影响到该组织对外的可信度和内部的互信团结，因此间接影响着海合会共有身份的未来建构。
总之，尽管海合会扩员问题仍停留在纸上，但无论是约旦加入海合会，还是摩洛哥成为该组织的新成员，海合会六国的扩员行为，对于该地区组织来说，意味着在很多方面将从初始化的低端层面重新开始新的集体身份的建构，是机遇，更是挑战，值得继续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