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关系评析
综观海合会国家同美国多领域合作关系的发展，美国作为海合会国家国际层面的最主要“他者”国家，对于海合会国家集体认同的形塑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军事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附，使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弱国意识和共同命运感进一步增强；而作为友国，美国的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同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巨大反差，无形中加强了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感。那么，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作为海合会国家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外在“他者”，海合会六国同美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模式？既然双方长期合作、互为需要，那么为什么没有形成彼此之间的集体认同，从而视对方为“我群体”中的成员，而一直互为“他者”？这是本部分内容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关系模式的判定
关于海合会国家同美国关系的模式与属性，这里不妨借鉴一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双向利益机制理论。它是务实理论中的一种，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关系双方均能获得利益，互相交换，各有所得。应当说，海合会国家对美国的政策就是基于务实主义原则下的双向利益机制，即美国为海合会国家提供军事安全保护，海合会国家则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条件与保障，双方彼此互惠、双向获益。从国际关系战略的角度来说，海合会国家同美国的关系总体上应当属于军事结盟的关系，因为双方具备了结盟关系的首要基础，即两者都有利可图，并且双方的合作关系具备了联盟关系的基本特征：
1.互利性
尽管海合会国家军事装备上十分富有，但相对羸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复杂多变的海湾地缘安全政治中始终处于遭受威胁、被动防范的劣势，由此促使其寻找可依赖的大国结盟。它们最终选择了美国，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使其有能力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事务进行高强度的干预，而美国控制海湾的企图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为美国接受海合会国家的投桃报李提供了可能，而美国也从中获利，除了与海合会国家进行军火贸易、经贸往来捞取收益外，美国通过阻止伊拉克的称霸行径，遏制伊朗的大国野心，实现了在海湾地区的霸权意图，并使得海湾从之前的地区霸权博弈转变为世界霸权对地区大国的压制与替换。双方的合作结盟具有鲜明的互相需要、互利互惠的特征。
2.战略性
海合会国家同美国的结盟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具有长远性和长久性的战略特征。首先，与海合会国家结盟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将海湾地区打造成其“世界新秩序”的示范区；其次，在该地区驻扎军事力量，在形成心理威慑的同时为美国在该地区实现利益提供保障；此外，海合会国家对美国形成军事与安全的依赖关系，已成为海合会国家维持海湾地区关系结构的长期和正常的定位。因此二者之间的结盟关系具有战略性特征。
3.易变性[75]
联盟是易变的，这是与国家利益的变量特征相关的。当国家利益取舍发生变化，国家行为随之变动，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与联盟关系也将随之调整；当联盟内部成员的预期计划达到或联盟目标实现时，联盟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和价值，结盟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海合会国家同美国在海湾以及中东事务方面的总体利益关系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但随着地区与国际情势的变化以及国际利益认知的调整，双方关系势必会发生变动，如伊朗核危机中海合会国家的态度转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定位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模式，根据无政府文化关系理论，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同样是具有“竞争”特征的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关系模式，只不过这是一种一般性或者说是相对良性的而较少恶性行为的竞争。尽管海合会国家同美国基本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但双方之间的关系性质不是“康德式无政府文化”所具有的友谊或朋友关系，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信，也缺乏观念结构层面的认同。“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即以利益的互相交换做交易。”[76]从根本上讲，国家之间进行联盟是由于恐惧、担心，而不是出于友好，这也是联盟关系之所以多变、易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友好关系与竞争关系是相伴而生的，由于对美国的依附，海合会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然顾忌美方态度或受美方限制，同时美国在海湾国家的驻军对于海合会国家本身主权的完整性以及国内社会认同的建构和保持势必造成影响；其次，由于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互换的交易关系，美国追求海湾与世界霸权，海合会国家寻求外部安全与地区均衡，在利益方面只有互换而少有契合点，当利益环境发生变化或利益需求发生转化，这种友好关系势必会淡化或削弱，而竞争关系则会进一步凸显。(https://www.daowen.com)
（二）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关系模式成因
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是一种以结盟关系为特征的洛克无政府文化关系模式。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这种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在价值理念与观念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从而缺乏形成彼此间集体认同的基础和条件。
1.战略思想不同：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与海合会国家的多边均衡思想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已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普遍共识，美国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显现其新的含义，即远超过传统的狭义上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而是要建立以其利益取舍为标准的全球秩序，包括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多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的全球势力范围等等，显然这是一种膨胀性的跨国利益，是建立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基础之上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已不满足于充当西方世界的领袖，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美国治下的资本主义大一统世界，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一极独大的世纪。[77]
冷战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与行为正是上述对外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随着美苏争霸的结束，海湾地区出现明显的战略结构失衡局面，面对两伊追求地区霸权的“地区控制论”，美国为推行其全球霸权下的“全球控制论”，炮制出遏制两伊的海湾战略；随着两伊实力的衰落，美国又以强力改造的方式实施其在海湾地区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的对外战略。
总之，在美国式国家利益观念的主导下，美国在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全球各地区推行其单边主义霸权战略，这与海合会国家一直奉行的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地区均衡的政策与构想有着根本不同。
2.意识形态差异：美国的西方民主制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合会国家君主政体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备受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形成挑战，引起广泛关注。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和全球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事实上，在美国看来，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也无论采取何种斗争方式，都会对美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美国认识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运动几乎千篇一律地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伊斯兰主义者的各种运动，都在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建立以‘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政权。这类政权的基本政策和利益——反西方、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进程、反现状——都有害于美国的利益。”[78]当然，美国在制定与实施对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时一直坚持避免将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与伊斯兰教挂钩的原则，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实现区分和平衡。到布什政府时期，在上述基本思想框架内采取了更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要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中东地区，并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推行其旨在对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大中东计划”，例如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力改造的方式在海湾和中东树立西方现代民主的样板，而对海合会国家等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则通过柔性重塑的方式进行“软拓展”。[79]
西方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美国中东改造构想遭到包括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抵制，当然其中包含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维护政权统治和稳定的现实利益考虑，同时也反映出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意识形态容易导致国家关系的疏远感，甚至引起一定的猜疑、鄙视、仇恨等，最终影响相互的信任和合作，强化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敌视状态。”[80]无疑，美国在包括海湾各国在内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受挫反映出奉行西方政治理念的美国同信奉伊斯兰教并实行君主威权统治的海合会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
显然，无论是对外战略思想还是意识形态理念，海合会国家同美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正是这种观念结构上的不同，尽管双方保持着和平、互惠的社会合作互动，但缺乏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可这一前提和基础，双方之间始终难以形成相互认同，而视对方为“我群体”建构中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