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效力：具有职务不可替代的法律功能

军衔受法律认可和保护的功效和职能，称为法律功能。将、校、尉等军衔等级体系，同军、师、团、营、连、排长等职务等级体系，都具有区分等级的功能，但其性质不同。军衔是授予个人的等级称号，形象地说是“帽子”，上校、上尉等衔称区分的是“帽子”即个人的级别；职务是办事情的岗位，形象地说是“椅子”，团长、连长等职务区分的是“椅子”即岗位的台阶。授予军衔和任命职务，都是一种法律事实，但法律赋予它们的功能却不同。授予军衔，是对个人劳绩贡献总和的肯定，无论他在什么单位、什么岗位工作，只要军衔不因犯罪被剥夺，衔称的“帽子”就永远戴在头上，法律就保证其永远享有军衔赋予的权利和待遇。而任命职务，是履行职责，当他坐在“交椅”上工作时，法律保证其享有为该职位规定的一切行使职权的权力和待遇，而当他离开这个岗位后，原享有的权力和待遇便失去了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军衔的许多法律功能，职务是不能替代的。比如：

确立军官身份的功能。军官身份旧时称官籍，取得官籍的法律依据应是什么？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一致。多数国家和军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期，规定取得官籍的标志是军官军衔的授予，少数军队规定是官职的任命。以衔定籍，由于军衔是军官的终身荣誉，故军官的身份，包括退役后的“退役军官”身份，永远具有法律效力；以职定籍，由于职务不是终身制，当军官的职务被免除，处于待职、休职和退职状态时，其军官身份便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只有用军衔规范军官身份，才具有普遍的法律依据，才是科学的。

确定非隶属系统军人上下级关系的功能。构成军人法律关系的要素有两个，一是为他们之间提供法律关系模式的法律规范，二是符合这种法律模式的法律事实。在同一隶属系统工作的军人，其上下级的法律关系，是由职务的编制模式和职务的任命事实来确定的，但这种模式和事实离开了本隶属系统便失去了作用。如甲团团长与乙团所辖的几个营长之间，因没有出现编制法规所确认的适应条件，所以他们在职务上构不成法律关系。然而，军衔的法律模式是超越隶属系统的，全军军人，不分军兵种，不分单位部门，只要符合军衔法律所规范的等级秩序条件，其上下级关系便可得到法律的确认。(https://www.daowen.com)

调整军人利益关系上的功能。合理地调整军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用什么来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机制，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一种是用职务作调整机制，一切待遇随着职务走。实践证明，以职务作待遇的标准，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调整任职高低方面的利益关系，但对任职时间长短方面的利益关系，却是无法调整的。因为在任职长短方面发生的利益矛盾，正是由于职务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因此职务本身不具有普遍调整军人利益关系的功能。再一种是以军衔作待遇标准，这是多数国家采取的办法。由于军衔是一个人全部劳绩贡献总和的体现，用它作待遇标准，既能调整任职长短方面的利益关系，也能调整任职高低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它本身具有普遍调整各种人员利益关系的功能。

标志社会荣誉方面的功能。职务的本质不是奖赏，但人们往往把它与荣誉相联系。在退休以后，原有的职务均已失去法律效力，可是有人还仍称其为某司令员、某某长，这只能视为是一种尊称，属于伦理现象，并无法律效力。能够标志一个人终身荣誉，并具有法律效力的头衔，是军衔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条例规定，“现役军官退役的，其军衔予以保留”，外军也大都规定军衔是军官的终身荣誉。联邦德国文化名城格丁根市，为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于1986年12月1日在朱德留学时曾经居住过的普郎克大街3号，镶嵌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牌。在洁白晶莹的大理石上镌刻着的朱德的头衔，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