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职将军”：天大的误会
公元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和报刊的照片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肩章符号。这就是解放军的一些科技界文艺界的知名专家、艺术家，在原来的文职干部肩章外端加缀上了一枚将官那样的松枝叶；同时他们原来的军帽帽饰带，也由银灰色换成了金黄色。人们看后觉得新鲜，不久有人便赋予佩戴这种肩章的军人一种称呼，叫作“文职将军”。中国的将军中真的出现了一种新的“品牌”吗？回答是否定的，这里不妨稍微展开说说。
“文职将军”的说法欠妥，但事出有因。军衔制是世界性的一项军事制度，实行这项制度的军人，在服役期限、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一般人员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为了稳定和保留技术、业务骨干，解放军在1955年和1988年两次实行军衔制度时，都将一部分人员列入不授予军衔的行列，这些不授军衔的部队成员，前一次叫作“职员”，后一次称为“文职干部”“文职人员”。对这部分人员的使用和管理，有一套专门的制度和办法。
军队的文职人员制度，是随着军衔制的建立而出世的。恩格斯对欧洲早期炮兵中使用文职人员的情况曾做过描述，他说：“虽然火炮属于国家，但操纵火炮的人却不是兵士，他们组成了一种行业，炮兵不算是一个兵种，而算是一种手艺。炮兵军官没有军阶，与其说把他们归入有军官特权的贵族，不如把他们归入像裁缝和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世界上较发达国家的军队，一般都较重视使用文职人员。他们认为，在军事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指挥管理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文职人员可以提高现代化行政管理、科研和后勤保障能力；有助于减少现役军人定额，节省军费开支；有利于保留较为稳定的业务骨干。现在，外军文职人员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高级机关、科研单位、军事院校和后勤保障部门。根据世界惯例，解放军在20世纪80年代酝酿实行军衔制期间，也不例外地确定要实行文职人员制度。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也可以用文职人员，不一定用军人。教数理化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定技术职称，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
根据邓小平“不穿军服”的讲话，中央军委确定，解放军实施文职干部制度后，文职的干部一律脱去军装。对此，很多人想不通。1988年6月13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的宣传提纲》中说：“有的同志要求给文职干部发军服，认为文职干部不穿统一的服装，是‘军不军，民不民’。军委决定对文职干部不发服装，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文职干部有别于现役军官，也就没有必要再配发统一的军服了；同时，作为文职干部主体的专业技术干部和行政事务、生活保障干部，专业门类很多，工作性质各异，要设计配发标志文职干部的统一服装，很难满足不同干部的统一要求。外军的文职人员都是不着统一服装的。为此，军委决定给文职干部发放服装费，由文职干部本人选购合适的服装。”
“文职将军”的说法，是从服饰问题引起的，因此它是二十几年前关于文职干部服装问题争论和决策的延续。现在，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看看那个时候是如何看待文职干部服饰问题的历史情况的吧。
1988年夏天，文职干部从改文职的命令颁发之日起，一律脱掉他们心爱的军服，改穿便衣。一时间军队内部对文职干部着装问题的议论，成为热门话题。当事人尽管在组织上都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决定，但不少人思想上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受。
1989年10月30日，在《解放军报》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我军军服制度应进一步规范化》的文章，其中提出文职干部应统一着装的建议。此文的观点被主管文职干部的业务部门的同志认可，对以后文职干部改着军服的决策，起到了一点影响作用。文章对我军文职干部着军服的必要性，进行了比较通俗的论述，对理解我军文职干部为什么要穿军服有所帮助，同时举出若干确凿的事实，纠正了以往一些机关部门向军委领导提供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信息，即所谓“各国军队的文职人员都是自由着装”。
文职干部统一配发制式服装。1992年3月13日，经中央军委决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关于“文职干部配发制式服装”的通知。这一决定的出台，为文职干部穿不穿军服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三总部的通知对配发文职干部制式服装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1.服装品种。夏常服、夏作训服、作训帽、短袖制式衬衣、长袖制式衬衣、冬常服、冬帽、冬作训服、大衣、军官腰带、解放鞋、皮鞋、领带（卡）、肩章、军种符号、领花、大帽徽、小帽徽。男干部配大檐帽，女干部配裙子、无檐帽、中帽徽。夏、冬服装分别于本年5月和10月配发。
2.服装样式。肩章为改进型85式肩章，缀钉军种符号。领花由麦穗、齿轮和红五星等图案组成。中帽徽式样同现行大帽徽，直径为42毫米。女无檐帽，在原78式无檐帽基础上加军种帽墙丝带。其他被装式样均与现行军官被装相同。
3.配发范围。文职干部专业技术三级、副军职以上发将官服装（其中大檐帽配银灰色饰带）；专业技术四级至十一级、正局至副科级，发校官服装；其他文职干部发尉官服装。(https://www.daowen.com)
在以上第三项“配发范围”的规定中，对专业技术三级和副军职以上的文职干部，既规定是“发将官服装”，但又规定大檐帽的帽饰带按校尉官的（银灰色）发放。当时对这样处理出于什么考虑，掌管该项工作的职能部门未曾做过说明，遗留下一个悬案。
高级专家的标志不是军衔。2001年2月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解决部分高级专家有关待遇的通知》中称，为了贯彻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充分调动我军专业技术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事业，确定提高部分高级专家的有关待遇。提高待遇的内容共三项，一是给在军队工作的两院院士发放院士津贴，每人每月2000元；二是改变专业技术三级以上文职干部的服装标志；三是给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干部配备工作车辆。
高级文职干部提高待遇的三个方面，在社会上反响最大的是服装标志的改变。
改变服装标志的部位有两处，一是将大檐帽帽饰带，由银灰色改为金黄色；二是在文职干部肩章外端，加缀将官那样的松枝叶。新的标志从2001年3月1日起统一佩戴。改革后的配饰一亮相，就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但是，佩戴这种装饰的人员是不是“文职将军”，在军内外也引起不同的理解。
关于“文职将军”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认为是“说法欠妥，但事出有因”，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文职”与“将军”不属一种编制范畴。文职是“文官”，将军是“武将”，它们是军队编制系统中职责不同的两种人员。既然是文职干部，就不能与“将军”搭界；若是将军，就不属于“文职”范畴，二者只能居其一，不能相互混淆。我国词典对“将军”的定义是：“将级军官”“泛指高级将领”。我军文职干部之所以不授予军衔，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带兵打仗。常识告诉人们，古今中外对不带兵打仗的人，是不能以“将军”相称的。因此，把文职与将军两个词相组合，是逻辑上的错误。
其次，这次服饰改革只是标志的变化。在服饰标志上所谓的“提高待遇”，仅仅表现在荣誉上，就是将高级文职干部的“高级”内涵，通过标志的方法使之明朗化。这种带松枝叶的肩章，同其他文职干部的肩章一样，仍然是“文职干部”的标志，并没有变成“军衔”标志，改变他们原来的“文职”属性。至于物质待遇，技术三级和副军职以上的文职干部，原来享受的就是与将军待遇相同的标准。比如服装，原来发放的就是“全毛”的将官服装，只是因为二者的差异不易被识别，而未被人们发现。至于他们的工资和其他个人生活方面的物质待遇，标志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完全一样。因此，不能因为他们服饰标志的变化，而成为“将军”。
最后，关于“事出有因”。“文职将军”称呼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待遇标准与将军的标准相同。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工资标准》《生活待遇》等方面规定的制度，文职干部的待遇与军官的待遇执行的是同一种标准，二者之间的对等关系有明文规定。
有人在互联网上发文称，歌唱家马玉涛，画家刘大伟、张道兴等人是文职“中将”。这是又一种误会。我们判断，发文者之所以称马玉涛为“中将”，大概是从她的“文职级别”与中将的军衔工资标准相一致而得出这一结论的。这种推断的方法是不够严谨和严肃的。
“文职将军”概念在一些人脑子里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使用了“加缀将官松枝叶”的词句。“将官松枝叶”，既可以理解成“像‘将官’肩章上那样的‘松枝叶’”，也可以理解成“只有‘将官’才能佩戴的‘松枝叶’”。若按第二种理解，结论当然就是“凡佩戴这种标志的人都是将官”。本文之所以将“加缀将官松枝叶”的意思，改用“加缀将官那样的松枝叶”来表述，就是为了防止对“加缀将官松枝叶”的说法产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