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选择性披露、难以比较和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的困扰下，中国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和效果，需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来厘清，其中的几个关键点为：第一，筛选出适当的披露水平测度方法，否则各研究的结论难以一致；第二，处理好样本自选择问题，避免出现系统性偏差；第三，要尽量处理好循环因果和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使研究具有说服力。本书试图为读者提供理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路线图”，并注意加强对定义、理论、测度、研究模型设定等重点事项的思考与讨论。
企业活动可以分成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三个维度。企业需要同时平衡好三个维度才能取得最终成功：自然环境是企业存在的平台，为企业提供自然资源以供其制造商品；社会的支持，使企业获得人力资源和顾客；企业经济效益好，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和自然环境两个维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内外部沟通环境事项的媒介[1]。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展现其承担的环保责任和取得的环保绩效，以获得社会的支持和耗用自然资源的权力。但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且基本上属于自愿性披露。因此从逻辑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不同的最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策略。企业调整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到企业价值的变化，并且这种作用机制会受到企业业务的环境敏感程度、政府的法规制度、民众的环保意识高低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保形势却在快速恶化。近年来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也几乎达到了极限，民众对健康宜居的生态环境非常渴望。我们既然有取得经济奇迹的智慧，难道就不能保护好碧水青山吗？笔者认为，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在于污染成本的内部化，避免环境保护这个领域出现“公地的悲剧”。“庇古税”和“排污权交易”已经指出了实现污染成本内部化的两条路径。污染成本内部化将导致环境管理能力低的企业被淘汰。因此，投资者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环保风险。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环保风险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因此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聚焦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起源、表现、动机、后果等，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上展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本质和动力机制，为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和使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参考依据。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多方位理论思辨和实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决策过程涉及多个因素，形成了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多个理论流派。考虑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本书从经济学分析、内因、外因等几个角度，综合探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表现与后果。研究的方式包括经济学理论思辨、数理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等多种模式，有助于正确认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第二，研究方法科学规范。本书借鉴国内外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有文献，注意结合企业运作中的新特点，同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以经济学理论思辨为研究的总指导，以数理模型构建为基础，以实证检验为证据，力求使本书的内容既有一定的思想性，又具逻辑性，证据清楚有力。
第三，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由于企业的能力不同，“一刀切”式的强制性环境规范，自然达不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且会形成对某些企业的歧视政策。本书注重对制度和监管政策的探讨，实证研究样本都取自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不少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仍处于发展阶段，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结论也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当之处恳请大家给予指正。
本书内容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陈玲菊、刘啓仁、郭佐青、郑凌荣、赵波、王媞、陈丽娜、留红红、张毅远、聂菡、张天羽等为本书的撰写和数据资料的收集做出了贡献。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参考文献中未能一一列示。在此，对相关学者和机构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相关专家学者的指导，也得到厦门大学出版社江珏玙编辑的帮助和支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污染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动机及其后果”（项目批准号：71272081）的成果。本书也受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2012B02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20720151184）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吴红军
2016年3月
【注释】
[1]为尊重书中引用文献，本书不强调“企业”与“公司”两个名词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