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科技的加速发展使人类影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自动化制造技术和智能机器人技术的推进，一般人类的基本需求，都可以在一个开关开启后，被机器和能源的组合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人类的传统需求，如衣食住行等，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均的物质消费在直线上升。为此，越来越多的石油和煤被燃烧以提供能源，越来越多的林地被转变为住宅和工厂，越来越多的水泥钢铁和化学物质被用来制造短期性消费品，生态平衡被破坏、温室效应、酸雨蔓延、核辐射污染等大范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提出了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的概念，指出企业的成果考核，应该包括经济成果、环保成果和社会成果。经济成果就是企业传统的责任，包括以尽可能少的要素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创造利润，对政府缴纳税收，给员工发放优厚的工资。环保成果就是在生产运营的时候，要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免遭“不可逆的损害”，使人类和自然界和谐共处。社会成果就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等，为社会多做善事，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企业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同时照顾到这三个方面。之所以要强调三重底线的考核方式，是基于“你所考核的就是你关心的，考核引导最后的结果”。当企业开始采用三重底线的考核方式时，企业才称得上真正具有社会责任。为了推动三重底线的考核方式，1997年，全球首个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标准——SA8000标准产生了。SA8000标准涉及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工会权力、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及员工的培训和薪酬等设立最低的要求。SA8000标准属于企业自愿申请考核认证标准，得到了许多企业的认可，不少企业会将该标准的认证和实施视为理想的企业文化之不可或缺部分。

2003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开启了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阶段。自此，中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排污行为受到日益严格的监察。企业按照污染影响大小被分类，进入重污染类别的企业，按照《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必须公开发布上一年度的相关环境信息，其他企业则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近年来，随着中国环保形势的恶化，社会对企业的污染问题日益关注，政府也不断发布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关的法规文件，试图通过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借社会之力加强对企业排污的监管。

不过，由于培养企业的环保意识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前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情况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如果仅仅从成本收益原则分析，中国企业会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利弊之间进行权衡：从成本方面讲，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产生像披露其他类别信息时一样的披露的直接成本，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披露的间接成本，比如过多地承担环境责任、增加投入环境管理的成本等，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边际利润；从收益方面讲，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提高产品销量，最终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带来经济利益。本章将研究企业环境披露对企业营销业绩最终体现出何种影响。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营销利润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心的话题，而当前的研究却比较少。环境信息披露是否能够提高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对此关系的研究，也可以促进政府环境政策的完善。

由于我国在改革初期经济底子薄弱，迫切需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偏低，从而造成大量的重污染型企业在中国开工生产，导致中国环境生态被严重破坏。当前，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人们的重点需求不再是吃饱穿暖，而是希望过上有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的生活。环境生态意识在人们的观念中迅速提升。环保的企业受到社会的支持，人们愿意溢价购买绿色产品，这使得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营销成效的时机变得成熟。

理论上的推断需要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章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展示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到产品的营销，可为政府与企业的环境政策与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