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性分析

我们在上文中将其他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减小了“同时性偏差”问题，并采用差分GMM方法避免了解释变量与公司固定效应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但是，实证分析中还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由人工打分得来，可能受到编码员主观评判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其二，Kaplan and Zingales（1997）、Allayannis and Mozumdar（2004）两文对Fazzari et al.（1988）的“投资—现金流”模型进行了批评，认为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单调关系，特别是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以负现金流为标志）时，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负相关，因此，本章需要注意公司具有“负现金流”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其三，考虑到有些公司只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相关环境信息，我们需将其中的102个有披露独立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与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样本进行数据合并，以保证披露信息的完整性；最后，相对于“投资—现金流”等模型的间接性，“KZ指数”可能是更直接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我们也采用“KZ指数”做稳健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