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古今的“万能博士”

中国文化名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驱，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先生（字雨僧），1894年诞生于陕西省泾阳县，是关中大儒刘古愚的再传弟子，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学堂，同学有张奚若等知名人士。吴宓于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延聘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术大师任教，造就了我国近现代最优秀的国学鸿儒：王力、陆侃如、高亨、姜亮夫等70余人。他又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制订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并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培养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外国语言文学大师级学者：钱钟书、曹禺、季羡林、李健吾、李赋宁、许国璋，等等，遂成为20世纪40年代享有教育界最高荣誉的“部聘教授”，并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凡考查过世界文明发展沿革的人都知道，学派对繁荣一国之学术，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清华学派”对于中国，不仅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极大提高，而且推出了一大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术大师，为举世所瞩目。然则，清华学派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学术团体或机构吗？也不是。把这些学术大师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他们共同工作、生活在清华园而已。由于他们出身经历相似，又朝夕相处，携手并肩地从事教学与科研，于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特点，乃至于共同的情趣与风貌。这就是“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有些学者甚至“文理会通”。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会通派”。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有系统的西学素养。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学欧美，就读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吴宓既通晓英、法、德语，晚年还自学了俄语，称他学贯中西是当之无愧的。他们又都了解古代，如中国的周秦汉唐，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同时又熟悉当今海内外世事，博古通今是很自然的。吴宓虽在外文系，教的是西洋文学，国学修养却是超一流的，正如朱自清、闻一多，在中文系教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亦极为熟稔。要不然，吴宓怎么又能担任中国国学最高学术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还能主持中国外国语言文学最具权威的清华外文系呢？清华学派的大师们，无论从事教学还是科研，都能做到厚积而薄发，得心而应手，无往而不利。更由于会通，他们对于古今中外，就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有你无我，你死我活，而是取长避短，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使学术臻于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20世纪5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全国高校一度停授英语，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也不例外。他无外国语言文学课可教，不得不教教育系的“世界文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乃至中文系的“文言文导读”。如果不是会通，能做这种“万能博士”式的“多面手”吗？

为了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合史论评述于一体，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清华学派的大师们，面对当时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不同思潮，需要迎接各种挑战，在夹缝中奋斗。这之中吴宓首当其冲。按照习惯的说法，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被称为新文化派，吴宓则是这一运动的反对者。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被视为反对派。新文化派认定学衡派是继国粹派之后的保守派，而新文化运动代表新学，反对新文化运动即反对新学。吴宓则提出新文化运动并不等同于新学。他说“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认为“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主张“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他反对将进化论用于文化领域，指出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有别，“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灭旧立新”“弃旧图新”都是不对的，他主张“存旧立新”。会通派的出现令复古派大喜，以为找到了“同道”。1924年，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鼓吹开历史倒车，曾表示愿以10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支持吴宓主编的《学衡》，力图拉拢，被吴宓拒绝。

1934年，当尘埃落定，争论诸方比较心平气和时，吴宓有一段心曲说得好：“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集·空轩诗话》）

这就是吴宓，这就是清华学派，亦即会通派代表人物吴宓文化观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