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之昌明国粹

《学衡》办刊11年，出刊79期，核心始终是总编辑吴宓。它有一批固定的学人作者，也有一批固定的读者群众。这种一贯性和稳定性，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刊物众多、变化无常的情况下，实属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学衡》的整体内容适应了当时文化界的要求。

它刊登了许多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国学的论文。突出的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从第46期开始连载，至第72期登完，计68章45万字。第一编上古文化史（23章），第二编中古文化史（26章），第三编近世文化史（19章），对我国上下几千年文化的发展，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起了暮鼓晨钟的作用，当时即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可见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之高。再如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国历史之尺度》《莽量考》等，在古代史、金石考古、边疆史、敦煌文物等方面，均有深刻的论述与独到的见解。其他如刘永济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通论》，唐文治的《孟子大义》，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连载），袁同礼的《永乐大典考》，特别是汤用彤的《评近人文化之研究》《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印度哲学之起源》《释迦时代之外道》《唐太宗与佛教》等，都是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它扶植了一批国学后继之才，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新生力量。如缪凤林、向达、景昌极等，他们当时都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却写出了《阐性》《历史之意义与研究》（缪凤林），《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向达），《文学与玄学》（景昌极）等论文。缪凤林1928年即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向达则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授，景昌极历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他们的成就，当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吴宓等学衡派前辈的扶持，也是相当重要的。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说：“学生们的著作稿，特别是翻译稿，吴先生总是要经过文字上的润色，改动百分之二三十，以至百分之六七十，然后付印。其认真竟至于如此。”（《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它刊登了一些思想健康、艺术性强的文言诗词，为古典诗作探索新路。《学衡》辟有《诗录》栏目，先后刊登古体诗2883首，作者有陈寅恪、王国维、胡先骕、刘永济、柳诒徵、吴宓、吴芳吉等。新中国成立后，爱好并写作古体诗的人很多，可见古体诗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学衡》杂志在继承和发展古体诗上，确实功不可没。

最后，谈到《学衡》在昌明国粹上的贡献，不可不提《学衡》在改革文言文上所起的作用。《学衡》发表的学术论文，用的全是文言文。由于吴宓从少年时期起就爱读《新民丛报》，对梁任公“倾佩甚至”，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写作。他不仅自己写，而且鼓励《学衡》诸多作者学习梁启超那种感情奔放、流利畅达、挥洒自如、明白如话的文言文散文，使文言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毛病有所克服。今天某些老前辈仍喜用文言文写作，特别是书信，据说有严肃、郑重、言简意赅、表达谦逊感情的优点。《学衡》坚持用文言文，并加以改进，使其适应当代人生活的需要，应该说是一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