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估〈学衡〉》

1922年初，《学衡》第一期问世不久，鲁迅先生写了一篇短文《估〈学衡〉》，刊于2月9日的《北京晨报》，对其予以批评。

这本是学术界一件极普通极正常的事，没想到自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文化大革命”，给吴宓和学衡派诸公带来了麻烦甚至苦难。

鲁迅那篇文章主要是针对胡先骕的《评〈尝试集〉》与《浙江采集植物游记》、邵祖平的《记白鹿洞谈虎》与《渔丈人行》、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等几篇文章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错误，作了尖锐的批评。《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看法，该文着墨不多，只点了一下。文中未涉及吴宓，也不清楚当时吴宓作何反应或是否有反应。只是在《自编年谱》1922年中吴宓写道：“鲁迅先生于1922年2月9日，作《估〈学衡〉》一文，甚短，专就第一期立论，谓：第一期《学衡》‘文苑’门，所登录之古文、诗、词，皆邵祖平一人所作，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可见吴宓是接受鲁迅的批评的。

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有人对《估〈学衡〉》一文作了这么一条注释：“《学衡》月刊，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话语不长，但帽子颇大，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吴宓和学衡派诸公也因此不断检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包括吴宓）还为此受皮肉之苦。

更荒谬的是，以后几乎所有涉及这一公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大学教科书、某些文章均据此给《学衡》下断语。拨乱反正以来，经过学术界同仁深入系统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学衡》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也是颠扑不破的。

季羡林先生说得好：“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雨僧先生（吴宓）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序》）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