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朝秀才。1900年赴日留学。1903年起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史》等。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从1913年起，王国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研究，成果颇丰。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曹校长本欲聘王国维任院长，王国维不愿意，只愿意担任教授，任经史小学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课，于是校方改聘吴宓为研究院主任。从此，吴宓同王国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他常在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国历史之尺度》《莽量考》等论文。吴宓常到王国维家畅谈宴饮，关系十分融洽。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王国维溘然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消息传来，学界震惊。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赵万里来，寻觅王静安（国维）先生。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归，家人惊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已而侯厚培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中自尽。痛哉！
晚，赴陈寅恪宅，而研究院学生纷纷来见，谈王先生事。
晚九时，偕寅恪，及校长、教务长、研究院教授、学生三十余人，共乘二汽车，至颐和园，欲抚视王先生尸。而守门者承驻军某连长之命，坚不肯开门。再四交涉，候一小时余，始允校长、教务长及乌守卫长三人入内。宓乃偕余众乘汽车归校。电灯犹未息，已夜十二时矣。
吴宓对王国维的自尽评价相当高，他认为王国维是“尽节”，是忠义之士，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王国维之死：“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已耳。”
在1927年6月3日的日记中，吴宓详细记叙了给王国维处理后事的情况：
晨起料理杂务，柳公来书，不受请清华之聘。聘书退还。
十时见梅教务长。又至寅恪宅中，遇梁任公等，谈王静安先生事。知其昨日就义，至为从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无疑虑。旋同梁任公等同见校长，为王先生请恤金事。
宓未就座，独先出，遇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二十余人于校门外，遂同步行至颐和园。在门外久坐，候众均到，乃入。至排云殿西之鱼藻轩，此即王先生投湖水尽节之所。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已而清华研究院及大学部学生三四十人，及家族友好，均来集……
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王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王先生之灵榇至此庙中。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学不及先生十之一。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十一时，偕众归校。
在检查王国维遗体时，从王国维的内衣袋中找到一封遗嘱，王国维托陈寅恪、吴宓处理他的书籍，吴宓以此引为大荣。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先生命宓与寅恪整理其书籍，实宓之大荣矣。”返回学校后吴宓在睡前撰成敬挽王先生联如下：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吴宓对王国维一生予以极高评价，尤其对他自杀的动机评价得相当高。但王国维的死，在当时社会引起种种失实的推测，甚至有些诋毁一代大师的言论，为了让大家了解真相，理解王国维，吴宓于1927年6月5日给北京《顺天时报》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1927年6月6日《顺天时报》刊登了吴宓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王国维自尽前后的情形，并附录了王国维遗书，维护了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的声誉。
1928年6月2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吴宓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学衡》上出专刊悼念王国维，自己也写诗怀念。在《空轩诗话·十三》中写道：
王静安先生（国维）自沉前数日，为门人（谢国桢，字刚主）书扇诗七律四首，一时竞相研诵。四首中，二首为唐韩偓（致尧）之诗。余二首则闽侯陈弢庵太傅宝琛之《前落花诗》也。兹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为宓《落花诗》之所托兴。
就在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时，吴宓写了8首《落花诗》，他在诗前的序中说：“古今人所为落花诗，盖皆感伤身世，其所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乃假春残花落，致其依恋之情。近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由是兴感，遂以成咏，亦自道其志而已。”当天他又写了《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
非关思绮靡，终是意凄清。
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
滔滔流世运，凄断杜鹃声。
1929年6月2日，吴宓又写下《王静安先生逝世二周年》诗，以表对王国维的深深怀念之情：
悼公咏落花，倏忽一年事。
大化常迁流，夏去春又至。
长眠得所乐，世渐忘公志。
新会人中杰，袖手随公去。
哀时泪纷纷，地下可相值。
……
吴宓自注“未完”，但能看出他对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崇敬、怀念之情，正根植于吴宓对中华文化的钟爱，也表现出吴宓先生的君子风范。王国维的学术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价值，吴宓对他的追悼、弘扬，表现出吴宓对文化的敏锐感悟力。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大趋势时，我们不能不赞叹吴宓、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对保护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吴宓对王国维的悼念，正是君子之交，“惺惺惜惺惺”的范例，是20世纪20年代文化界的佳话，值得我们今天学习、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