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编辑原则

《吴宓诗集》不同于一般诗人的诗集，吴宓在《编辑例言》中说：“刊印诗集，古人视为极重大之事，即不待至身后，亦当俟诸暮年。又费毕生之力，沉吟推敲，润饰修改，然后严行甄别，选取若干首以付剞劂，三四十岁以前之作，往往不留一首。”这样所编诗集，确实是个人作品的佳作萃集，但吴宓认为如此做却不能真实再现一个人的感情历程。因此，他编自己的诗集，信奉的原则是“自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予始学为吟咏之诗起，至现时止，有作必录，毫无删汰，且均本当时所作，过后未更改一字，以存其真。盖诗为一时一地感情生活之表现，故作出之时，虽当苦心精思，力趋美善。然作出之后，即不宜再改，异时异地，决难再寻得此诗中之感情及生活，譬诸照像，用一镜片重叠数次摄影，所得者必模糊纷错，不可辨识矣。且留存全稿，首尾完备，既可寻绎一生之经历，又可为研究诗中模仿创造之步骤资料也”。因此，吴宓的诗集是他前半生诗作的全集，更是他真实感情生活的记录。吴宓对诗的理解，最根本的要求是诗“感情首贵真挚，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也”。他非常重视诗人感情要真挚、真诚，“不诚，不能为诗也。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予所为诗，力求真挚明显，此旨始终不变”。在《刊印自序》中他又说：“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他说他作诗的目的是“为发泄一时之感情，留存生涯之历史。予编订诗稿之目的，则为专供一己之展读，重溯昔来之旧梦，于风晨雨夕，青灯书案，困顿之时，抑郁之际，取此一册，独自沉吟涵泳，使少年之感情，过去之经验，一一涌现心目，如观电影，聊以自慰，亦奇特之乐事也”。《吴宓诗集》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编辑的，所以这本诗集颇有其独特之处，它不但收录了作者全部的诗，包括未完的诗稿，而且包括作者生活的记录资料，十分完备详尽。除诗外，书中还有作者、作者全家及漫游欧洲各处的风景照片，甚至有亲戚朋友的照片。但正由于诗集中所录内容较杂，使读者很难理解编者的意图，故历来对吴宓诗批评的人颇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阅读《吴宓诗集》的《编辑例言》，而对作者存有片面看法。

《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5月出版，为大16开本，共516页，收集吴宓1908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古体诗991首，词25首。诗分为13卷，卷末附录选辑作者发表在《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论文27篇以及《余生随笔》《英文诗话》和《空轩诗话》《艮斋诗草》等，内容相当丰富，可以说它是吴宓前半生学术生涯、感情生活的总结之作。

吴宓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真，毫不矫揉造作，整个诗集坦诚之心处处显现，细读后深受其崇高人格的感染。正如吴宓的学生、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所说：“遍读全集，我们就会慢慢感到与一位真诚，有时竟达到天真地步的学者诗人在那里交流。”吴宓的诗集就如卢梭的《忏悔录》一般，展现给读者的是毫无装饰的真我、本我，这正是他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掩饰自己品格的外化。

吴宓对自己的诗要求很严格，他认为诗集中的诗并不是都有其存在价值。他说：“设有人编为今世中国诗选，应录君集中何篇？则当对曰：《壬申岁暮述怀》四首；再问其次当取何篇？则谨答曰：《海伦曲》；三问更求其次，则如何？对曰：所译罗色蒂女士《愿君长忆我》及《古决绝辞》两篇。此外无选录者矣。”其实，这是吴宓的谦辞，在他千余首诗词中，不乏优秀篇章，正如吴宓的挚友吴芳吉所说：“雨僧长篇诸诗，其情意缠绵温厚；短篇诸诗，则至为清越，得诗家三昧者也。”（《读雨僧诗稿答书》）缪钺在《读吴雨僧兄诗集》中这样评价吴宓的诗：“才气骏发，情意肫挚。嘉禾秀出，颖竖群伦。大雅之才，美矣茂矣。”“言志必真，选辞必切。廿前篇什，稍患粗疏。归国以还，弥臻跌宕。金陵有江山之助，辽东多慷慨之怀，西征省亲，至情流露。京国设帐，寄慨遥深。后来居上，无俟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