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红楼，慧眼灼见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和人民大众心目中的显学，始终兴盛不衰。吴宓对《红楼梦》的喜爱，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吴宓14岁时，初读嗣父仲旗公自新疆带回来的《增评补图石头记》，铅印本，共16册。他一见到即爱不释手，日夜苦读，如醉如痴，每天可读五六回，半个多月读完全书。从此，他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
对《红楼梦》的研究，学派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其一，人们称之为旧红学的主要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评点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始于南宋，其中突出的如李贽、金圣叹点评《水浒传》。《红楼梦》的评点以脂砚斋为代表，他的批评虽不尽恰当，却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提供了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线索，提供了《红楼梦》一些生活原型的材料和创作过程的情况，对《红楼梦》作了某些独到的艺术分析。旧红学影响最大的是索隐派，其代表性著作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该书从反清斗争着眼，认为《红楼梦》是明朝遗民反清复明之书，提出了《红楼梦》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排满说”。其中一段为：“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索隐派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只是作品主旨的幕障，影射着历史事实，只有考察出真实的事情，才能明白作者的写作目的。因之，被人讥评为“猜谜式”的研究。
其二，为新红学。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冲破了评点派的烦琐，批判了索隐派的穿凿附会，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判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创立自传说，引导读者注意作者及其生平。但新红学派妄自菲薄，错误地认为《红楼梦》“不得入近代小说之林”，“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也是“不很高的”。
其三，吴宓的研究似乎可以称之为“新新红学”或义理派红学。在他之前，王国维于1904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美学思想分析，断言《红楼梦》乃“宇宙之大著作”，系“彻头彻尾之悲剧”，这可以说是义理派的开山之作。它的特点是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阐释《红楼梦》。吴宓于1919年1月撰写了《〈红楼梦〉新谈》，并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讲，1920年刊登于《民心周报》第一卷十七、十八期。这既是一篇“新新红学”论文，也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它从文学的角度阐释《红楼梦》，更能说明一些文学特点。它的“新新”之处有三：（一）它开宗明义肯定《石头记》（即《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之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二）它根据哈佛大学麦戈耐迪尔教授（G.H.Magnadier）的理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何者为六？壹，宗旨正大；贰，范围宽广；叁，结构谨严；肆，事实繁多；伍，情景逼真；陆，人物生动，《石头记》实兼此六长。”吴宓按此六条，结合《红楼梦》文本，逐一做了具体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实在是别具慧眼，让红学回到文学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开创了红学研究的光明大道。（三）重视对人物的分析，尤其是对主人公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做了十分中肯的剖析。他援引亚里士多德所作《诗论》中谓“悲剧中之主人（tragic hero），不必其才德甚为卓越，其遭祸也，非由罪恶，而由一时之错误，或天性中之缺陷；又其人必生贵家，席丰履厚，而有声于时云云”，得出“宝玉正合此资格”。他的结论是：“宝玉之习性，虽似奇特，然古今类此者颇不少，确在情理之中。约言之，宝玉乃一诗人也。凡诗人率皆（一）富于想象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凡是此者，皆宝玉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后来他写《宝玉之性格》一文，情不自禁地说，宝玉“与今世许多人为知友”，而在宝玉的“知友”中“吴宓亦其一”，评论者的主体与被评论者客体合二为一了。
抗日战争期间，吴宓先后写出了《〈石头记〉评赞》《贾宝玉之性格》《论紫鹃》《〈红楼梦〉之教训》《〈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王熙凤之性格》等论文，把义理派红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同时，在大后方多次发表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演讲。据1943年《吴宓日记》记载：“（一）3月19日，在中央电工器材厂讲《〈红楼梦〉索隐及考证撮述》；（二）4月15日，在西南联大讲《〈石头记〉真谛》；（三）4月20日，在西南联大工学院，讲《石头记》；（四）4月22日，在西南联大讲方豪考证《石头记》文；（五）7月8日，在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讲《石头记》之作成及历史考证；（六）11月4日，在天祥中学演讲《红楼梦》；（七）11月12日，为昆明职业青年妇女会演讲《石头记》中爱情之大旨；（八）12月11日，在昆明炼铜厂讲《红楼梦》之爱读理由、考据与作成。”
1944年9月，吴宓离开昆明，搭邮车经遵义抵达成都，在燕京大学落榻并兼课。1946年9月，到武昌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1947年4月回陕西省亲。这一时期，他在遵义浙江大学、成都四川大学、燕京大学、西安西北大学多次演讲《红楼梦》。
西安《建国日报》1947年4月11日有如下报道：
“（本报讯）红学专家吴宓教授，昨日下午开始（在西北大学）讲其红学，听众颇多，然秩序良好。吴氏首对红楼之考证作详细说明，断定该书实系曹雪芹一人所作，高鹗其人，仅系其编者而已。继对甄士隐、贾雨村、娇杏、香菱诸人，均有精辟之见解，广征博引，亦庄亦谐，语句生动，时时引起不少掌声。”
演讲至4月18日，中央社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央社讯）西大特约讲座吴宓教授，月来在西大主讲文学概论、世界文学史纲及《红楼梦》评论等课程，备受学生欢迎，所讲课程已告结束，定十八日飞返武大，闻将转往广州中山大学讲学。
据当时听过吴宓讲《红楼梦》的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刘善继先生回忆（刘善继当时为西大中文系学生）：
“这天下午，讲座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当我走进礼堂时，只见听讲的人黑压压一片，已经没有空位子了。我硬挤在一位熟同学的旁边坐下。远远望去，讲台上一位身着长衫，身材瘦弱的老头正在来回踱着慢步。他就是吴宓先生。他用清晰的语调分析《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他说：‘贾宝玉是一位情痴，对爱情非常专一，他心里只装着林妹妹，即使美如天仙的薛宝钗也不能夺走他的心。他是非林黛玉莫属的。但是，贾宝玉又是一位对爱情极不专一的人，大观园中，凡是模样好一点的姑娘丫鬟，他没有不爱的。这种对爱情又专一，又不专一，构成了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内心矛盾，也构成了他的悲剧结局。’”（陕西文史研究馆编《秦中旧事》）这段文字记载，应是宝玉“与许多今世人为知友”“吴宓亦其一”的又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