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玑般的卷末附录
吴宓的诗歌创作，批评的人不少，但《吴宓诗集》卷末附录的论文，向来受到学人的推崇，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正如朱英诞所说：“我发现在买来的《吴宓诗集》里我曾写了一行小字‘民二十四年夏日买藏，意在卷末’。这即是说我已把他的诗‘偶见一枝红石竹’，也即是说一笔勾销了。卷末附录计有九种，其中《余生随笔》《学衡论文选录》《大公报·文学副刊论文录》及《空轩诗话》四种都是分量很重的谈论，这才是他的可取的地方。”（黄世坦《回忆吴宓先生》）确实如此，《吴宓诗集》卷末所录的论文，可以说是他前半生学术精华的集萃和诗歌理论的总汇。直至今日，仍有其熠熠生辉的价值。
《余生随笔》是吴宓在清华上学期间在《清华周刊》第48期至第72期连载的评论诗歌的论文，是他诗歌理论形成的发轫之作。其主要内容在《“清华一支笔”》中已评述，故略。
另外，较有价值的是《学衡杂志论文选录》。吴宓在《学衡》杂志上共发文章42篇，仅次于柳诒徵，居第二。《吴宓诗集》卷末附录10篇，是作者特意精选的与诗歌有关的论文。正如他自己解释说：“《学衡》中宓所撰文甚多，兹择其讨论诗之原理、艺术、内容、形式者，汇录于下，以与宓所作之诗互为表里。”这组文章较有影响的如《论新文化运动》，作者针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偏颇，提出文学“摹仿”说：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评考，当知其然。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
文章列举了大量中外诗人的理论来论述他这一观点。
首先，《诗学总论》是一篇系统的诗歌理论之作。文章先界定诗的定义：“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由此定义论述了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问题，很有见解。他特别强调：
作文贵诚，作诗尤贵诚。作文尚可伪托，作诗断难假冒。
所谓高妙之笔者，犹言提高一层写法。即不实指，不平铺，不直叙，不顺写，不白描，不明断，不详释，不遍举，不密绘，不条分缕析，不量尺度寸，不浅俚凡近，不蹈常习故，不因袭陈腐，不以法律科学机械之法，论人叙事写景绘物，而透过一层，直达垓心。而又选择凝炼，直传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之本性、之精神、之要旨、之菁华，略其边幅，不留渣滓，于是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达文之所不能达，使读诗者，立刻领悟，而别有会心，咸具同感。其方法在以想象力造成一种幻境。而此幻境以文学为其媒质。
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象力。想象力者，质言之，即设身处地，无中生有之天才也，故能造成幻境。想象力愈强者，其所造之幻境亦愈真。诠释想象力者极多，其说今不备述。……文学家之论想象力，则谓凡具想象力者，能见他人之所不能见。所谓能见他人之所不能见者何物耶？曰，事物间之同异而已。
吴宓非常重视想象力对诗人的重要性，他认为诗人超乎一般人之处就是想象力极丰富。诗人表现出狂，就是他的想象力极强，他甚至认为莎士比亚所谓“疯人、情人、诗人”，就是由于他们“皆为想象力所充塞”。
其次，诗人译介他所喜爱的诗人的文章，《论安诺德之诗》《论罗色蒂女士之诗》以及译文《译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译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和《译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等文，都很有价值。
再次，《大公报·文学副刊》论文选录收录吴宓诗文作品17篇，多为评介作者认为有影响力的中外诗人，较好的文章有《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马勒尔白（1555—1628），法国诗人兼批评家，是法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文章在介绍马勒尔白的文学主张的同时，阐发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强调引进西方理论，为我中华所用。他认为“自吾人观之，今日中国文学文字上最重大急切之问题，乃为‘如何用中国文字表达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旧工具运用新得于彼之材料’”，吴宓推崇应像法国马勒尔白及其七星社运动那样“（一）以发达法国之文字，创造法国之文学。（二）则竭力吸收文艺复兴时代磅礴璀璨之希腊拉丁古学以入本国。正犹吾国今日非尽量吸收西洋学术，非大规模传入西洋之事物思想材料，不可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宓要求中西贯通、融化新知的文化观点更显其正确性。
吴宓的诗论，最受学术界推崇的是《空轩诗话》，总录50则，内容相当广泛，可以说是吴宓读书的心得。其中载录很多名家之作并发表他的评论，第49则说明了他编《空轩诗话》的目的。
予久拟编《中国近世诗选》及《中国近世诗史》二书，然以职务繁忙，又以学力未充，见闻未广，未知何日可成。今撰《空轩诗话》，以中华书局严期催稿，而篇幅有限，故所述所录，殊未详备，即知友亦多遗漏，评论容有不公，务恳恕谅。须知此件原为宓诗集之附录，意在说明宓学诗之渊源、唱和之朋友、宗派之所属、技术之所重、国家社会之大势、个人情志之养成。易言之，即诗话仅乃为宓诗集中之诗之参考与背景而已，未可以诗选或诗史视之也。
由此可知，吴宓编《空轩诗话》一方面是作为自己诗集的参考，另一方面是了却他编《中国近世诗选》和《中国近世诗史》的心愿。因此，在《空轩诗话》中作者把当时对他有影响和他收集到的佳作均收录其中并加以评论。如第三则谈他幼年时读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时，吴宓非常赞赏梁启超所说的“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所作，芳馨悱恻，辄录诵之”，由此形成了他读别人佳作必录的习惯。他说他学生时代所喜欢诵读的书，所获得的感受都写入了他的《余生随笔》。游美回国以后，担任《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时，所得师友的佳作，随时刊登，与世同赏，这时再不需要抄录了。但他失去《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职务后，“师友佳章仍络绎而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南北志士名贤，感愤兴发，尤多精湛光辉之作。予所积盈箧，无地刊布。抄示诸友，劳力费时。欲编成《近世中国诗选》一书，作者各系小传，并于诗中所寓时事详加注释，既光国诗，尤裨史乘。但今各家书店，以及学校机关，无愿为予担任印行者，只得择尤存粹，录入《空轩诗话》”。多年的编辑生涯，使他对佳作爱不释手，本来想编为专书，但又无处可印，因此摘录精华之作编入《空轩诗话》中，附在自己诗集后，足见他品格的高贵。
《空轩诗话》所录都是经过编者“割爱”后的精选之作，所以颇具特色。其中评论他的好友吴芳吉之作，载录祭悼王国维之诗，谈论梁启超、关中大儒刘古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则，都很有见解，尤其是大量录入“九一八”后的爱国诗篇更加表现出他的爱国情怀。最后一则是他对自己不幸恋情的记载，自己所钟爱的人嫁与别人，诗人无奈之中只能悲叹：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
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尽管他个人感情生活很不幸，但他始终未放弃对生活的真、善、美的追求，仍然主张为人应真诚，仍然坚信“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恋爱生活，尤痛感失败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厚厚的一大本《吴宓诗集》，正是作者真诚人格的外化。半个多世纪后，回首中国文化的长河，它充其量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它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却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