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高级人才的摇篮
1925年，在国学衰败的情况下，以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吴宓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园成立。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辉，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一个留美预备学校，高度重视西方文化与西方语言文字，怎么在这个时候办起一个国学研究机构呢？
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上，有个题为“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讲话，对此作了回答。他以研究院主任的身份说：“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会通派如是说》）国学研究院并不是复古倒退，钻故纸堆，而是深入研究西学，通彻了解中学，并使二者结合，创造出真正的新学来。
要办好这样一个新型的研究机构，首要的条件是师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办学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种“大师论”，与吴宓的看法一致。事实上，在梅来清华之前5年，吴宓主持国学研究院时，他就有了这种想法。本来，曹校长一开始想请王国维任院长，王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委婉拒绝了，只担任专职导师。后来曹校长与吴宓商量，吴宓也不愿担任院长，但是愿当主任（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执行秘书”）。吴就任后，千方百计敦聘名师，他在《年谱》中是这样记载的：“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认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可以想到，吴宓拜访梁启超时一定也是三鞠躬。这种尊师重教、礼贤下士的精神，怎能不感动两位大师呢？请赵元任时比较顺利，但请陈寅恪则比较费事。总之，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冯还说：“他（指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四位导师国学造诣博大精深，且均精通西学，一同在清华任教，可谓人才济济，国学研究院怎能不名扬海内外？
吴宓又着手制定研究院章程，明确办院方针。《章程》前有“缘起”，畅谈办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上是一般意义上谈，接着他又结合中国实际说：“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得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以上是昌明国粹，下面再说融化新知：“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最后，他总结道：“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这就把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起因说得清楚明白了。
《章程》还围绕宗旨、组织、科目、教授及讲师、学员、研究方法六大方面，逐一作了具体解说及明确规定，让全院上下遵循。（《会通派如是说》）
此外，《章程》还规定《研究院各教授指导之学科范围》：
王国维 经学：（一）书，（二）诗，（三）礼；小学：（一）训诂，（二）古文字学，（三）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
梁启超 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
赵元任 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
陈寅恪 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清华周刊》1925年9月18日第351期）
同年4至7月，经过严格考试，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32名，日后成为国学知名学者的有吴其昌、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孔德等多人。1926年，第二届又招收新生36名，成为知名学者的有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4年，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创造了国学高层次研究、培养国学高级人才的完整经验，培养了一批中西会通、古今会通的国学人才。以后他们分散至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培养出更多的国学人才，如此循环往复，使我国国学整体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吴宓的辛劳是没有白费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它培养出的一大批超高质量、超高水平的国学专家，以及这些专家的再传弟子，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学水平，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激吴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