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师生情
吴宓自1922年1月1日创办《学衡》杂志后，影响扩大，被具有保护国粹意识的人视为知己。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即是此类人之一，尽管他不擅长作诗，但他在1925年特作诗一首《赋呈短章奉贺雨僧先生新岁之禧》：
鼙鼓惊心急，屠苏著意醇。
清华新日月，薄海旧沉沦。
所贵因时变，相期济世屯。
寸心生趣茁，大地自回春。
诗作对吴宓捍卫中国文化的精神加以赞赏，并将吴宓与自己列为志同道合的“相期济世屯”者，吴宓收到诗后回赠他一首《依韵奉和子泉先生》：
道高文益贵，交浅味偏醇。
感予情何厚，相看世已沦。
寸心悬日月，万劫数艰屯。
长夜终须旦，花开盼早春。
由此可见，吴宓与钱基博交情也算不错，二人有相同的喜好，可谓君子以诗会友。
1929年秋，钱基博的公子，也就是后来震惊中国学术界的大师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钱钟书步入清华园时，钱基博所尊崇的吴宓正是该校外文系的教授，但此时两人并无多少来往。时过一年，即1930年9月，吴宓到欧洲游学，一年后回国，在清华外文系主讲“古典文学”和“浪漫诗人”。在他的学生中，天资聪慧、博学强识的钱钟书引起了吴宓的注意。他赞赏钱的好学聪慧，曾当着学生们多次感慨地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朱仲蔚《学人说钱钟书》，《团结报》1988年10月8日）由此可见吴宓对钱钟书的赏识，也表现出他豁达的胸怀。他并不像一些心胸狭窄的老师唯恐学生超过自己。由此，吴宓与钱钟书的交往日深，尽管钱钟书较自负，有时说些令老师难以接受的狂语，吴宓也能坦然处之，足见吴宓先生对读书之才的怜爱。如钱钟书曾经拒绝进入清华研究院深造，扬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当时清华外文系的有名教授叶公超、陈福田等对此很不满意，唯有吴宓表示理解：“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吴宓把钱钟书既当成学生更当作研讨文学的朋友看待。吴宓的宽厚和蔼、乐于奖掖后进的精神使钱钟书为之感动。
据钱钟书清华校友罗林教授回忆，钱钟书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在谈话中就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断言他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老师当中，他尊敬吴宓这位哈佛大学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生。他对吴宓这位当时颇受非议的人这样评价：
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界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15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
（胡志德《钱钟书》）
钱钟书离校后，不久清华就有人传言钱钟书用英文给吴宓写传。钱钟书知道后，就给吴宓写了一首诗：
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
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
钱钟书自谦不敢做“褚先生”班门弄斧来贻误“司马迁”般的大手笔；“大作家原在那边”典故出自《卢氏杂说》中王维语。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一次，一个送润毫（稿酬）的人来，误叩王维门，王维说：“大作家在那边。”钱钟书用此语说明像吴宓那样的诗人兼学者的大家，自己哪能有如椽大笔给他作传？
1934年，钱钟书的《中书君诗》刊行，吴宓题赠七言诗一首《赋赠钱君钟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
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
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
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胜苏黄振国风。
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全诗对钱钟书作了高度的评价，吴宓称他“才情”兼具，学贯中西古今，还将他的诗排列在顾炎武、赵翼、苏东坡、黄庭坚之中，他又感叹自己“悲剧终场”，诗末点明自己与钱氏有“两世”交情。钱钟书得到老师的诗，读后很有感触，即刻作诗寄赠吴宓《雨僧师赐诗，奖饰溢分，以余谓师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大类希腊古悲剧中主角，乃云“悲剧终场吾事了”，感呈一首》：
独行开径古争强，我法凭人说短长。
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
身同孤注伤徒掷，情入中年忏莫忘。
捣麝成尘莲作寸，饶能解脱也凄凉。
诗中饱含对老师的同情理解之情，特别是最后两句诗用温庭筠《达摩支曲》“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暗指吴宓中年时的一场难以割舍的情感纠葛。
1934年寒假，吴宓作了12首题为《空轩》的七言诗，他给朋友看，赞扬的人很少，批评者多，钱钟书写诗发表自己的意见：
百年树木迟能待，顷刻开花速岂甘；
各有姻缘天注定，牵牛西北雀东南。
诗尾特意小注：“题雨僧师《空轩》诗后，余最爱其‘未甘术取任缘差’一语，未经人道。”吴宓的原诗为：
空轩冷月对梅花，往事回环梦影斜。
始信情场原理窟，未甘术取任缘差。
书城玉女堪为伴，尘海汹涛好泛槎。
收拾闲心归正业，已忘身在况思家。
1935年2月，吴宓所钟爱的女子毛彦文嫁给大她28岁的熊希龄。吴宓非常伤心，于是写出感情真挚的《忏情诗》，发表后却招致诽谤，他心绪极坏。因没人理解他而苦恼，于是他写信向钱钟书诉说苦恼。钱钟书很理解老师的心绪，便写诗安慰他、劝导他：
中年哀乐托无题，想少情多近玉溪。
一笑升天鸡犬事，甘随黄九堕泥犁。
吴宓同钱钟书之间的交往，是标准的君子之交，他们以诗传递着师生、学友之情，尤其是吴宓更表现出为师者的旷达胸怀。
1935年，《吴宓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吴宓便即刻送给钱钟书一本。他还特意把钱钟书的《论师友诗绝句》中有关他那首放在自己诗集首卷附录中，钱钟书诗为：
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禅。
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
诗后钱钟书自注：“‘亚椠欧铅’乃梁任公《广诗中八贤歌》论严几道语。亭林事见《小仓山房尺牍·与杨兰坡》。吴师以学人而为诗人，又通天人之故与宁人相似，又好自注，故云。”
1938年上半年，钱钟书还在法国巴黎留学时，吴宓就多次给清华大学（当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建议，聘钱钟书到母校任教。然而，钱钟书来校任教不到一年，至1939年夏天，便辞去了西南联大的教职，准备到湖南宝庆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因为他的父亲钱基博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所以他离开西南联大的真正原因大概和他父亲有关。但也有传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遭人嫉妒，心绪愤然，所以离开时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肯定心情不好，但也不像谣传的说他与吴宓先生彻底搞僵，从《吴宓诗集》这一年录入的钱钟书的《上雨僧师以诗代简》可见一斑：
生钟书再拜，上白雨僧师。勿药当有喜，体中昨何如？珏良出片纸，召我以小诗。想见有逸兴，文字自娱戏。尚望勤摄卫，病去如抽丝。书单开列事，请得陈其词。五日日未午，高斋一叩扉。室迩人偏远，怅怅独来归。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馀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重言申明之。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馀资。由渠生性急，致我食言肥。此中多曲折，特以报师知。匆匆勿尽意。
四月十五日，下午第五时。
（《吴宓诗集》）
至于钱钟书是否说过这话，现在难以说清。为此，钱钟书夫人杨绛在199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特作解释。就是钱钟书真说了这话，想必吴宓也不会生气，因为他对西南联大放走钱钟书非常生气。据吴宓女儿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中记载：
一九四〇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又怨叶公超、陈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
1946年，钱钟书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颇受读者欢迎。但该书却不受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授们欢迎，因小说中的“三闾大学”似指西南联大，可吴宓却同别的教授不同，他对《围城》评价很高，为学生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这不正表现出为师者的高尚风范吗？《吴宓诗集·武汉集》（1947年）中连收钱钟书写给吴宓诗四首，其中《秋怀》诗后整理者注：
“此律录自作者一九四七年十月于上海面呈吴宓诗笺，与《中秋夜阴是日始凉有秋意》同书一纸，末书：雨僧夫子吟教，门人钟书呈稿。”可见钱钟书对吴宓的尊敬，也说明二人一直有交往，钱钟书以学生礼将自己的诗作呈于吴宓。
（《吴宓诗集》）
吴宓与钱钟书这对特殊的师生，一生读书、写书，书正是架在他们感情中的桥梁。吴宓喜爱、推崇钱钟书的正是此人有超人的才华，钱钟书尊敬吴宓也正是先生的教导之恩。钱钟书在《谈交友》中说：“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像浦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吴宓无疑是这五人之一。正如杨绛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说：“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60年代初，吴先生到北京，还到我家做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
1993年，当钱钟书给《吴宓日记》写序时，他一定又想起了他的这位“悲剧主角”的老师，再次表现出师生二人因书而生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