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之情，至诚之诗
吴宓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认为诗歌贵在真诚，他说：“诗以诚为本”“作文贵诚，作诗尤贵诚；作文尚可伪托，作诗断难假冒。”（《吴宓诗集》）因此，吴宓的诗歌创作正是他这一理论的实践，尤其是他写给心中所爱毛彦文的情诗，正是他那颗赤诚的心的外化，是他真实感情的记录。透过他的情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诚的、毫无掩饰的吴宓。
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回忆吴宓先生》）吴宓先生身上的这种矛盾，正是他从小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后来沉醉于雪莱诗歌而形成的浪漫气质的表现，在没有接触具体的恋爱对象之前，吴宓对恋爱婚姻的理解更带有道德倾向的理想化色彩，他同陈心一女士的结合正说明了这一点。
陈心一毕业于省立杭州女子师范本科，她弟弟陈烈勋是清华的学生，与吴宓关系较亲密。陈心一平时喜欢阅读《清华月刊》，其中吴宓的文章常吸引住她，她对吴宓因文而慕人。陈烈勋将此事告知了吴宓，吴宓非常高兴，因为被女子钟情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也对这位慧眼识才的少女产生了爱恋之情。然而，此时吴宓身处美国，陈心一却在杭州，两人无法见面以诉真情，吴宓只好求助于同窗好友朱君毅。朱君毅有一位美丽聪明的表妹，亦是他的未婚妻，叫毛彦文，正好同陈心一是同学。吴宓就让朱君毅给毛彦文写信，拜托她替自己到陈心一家了解了解情况。毛彦文收到表哥从美国寄来的信，得知此事，便尽力照办。1918年暑假，毛彦文专程到陈心一家了解情况，陈家似乎早有预感，对毛彦文很热情。事后，毛彦文写信让她表哥告诉吴宓：“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宓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看过回信，有些犹豫，便征询自己最亲密的挚友陈寅恪、汤用彤。陈寅恪、汤用彤的一番话坚定了吴宓完成这桩婚姻的决心。据1919年6月30日《吴宓日记》：
宓平昔于论婚之事专取“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主张……古训有云，“人贵自知”，锡予（汤用彤）尝谓“婚事宜对症下药”。即俗谚“情人眼里出西施”之意。又云，“知足者乃有家庭之乐”。且惟真能自爱者，乃能爱人。
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者也。”由上种种言之，陈女之倾慕，果出于诚心，实有其情，则宓自不当负之，即可聘定。毋须苛计末节，徒以拖延犹豫，误己误人，费时费力。
时隔三个月，10月19日《吴宓日记》写道：“陈女士之事……昨日接君毅及毛女士函后，复再审思，决即允诺。商之于锡予及陈君寅恪，均以为宜即如此办理。遂于是夕致陈君烈勋允婚一函。”1921年初，吴宓回国，8月即在上海与陈心一女士结婚，婚后定居南京，生有三女。
1924年，朱君毅获博士学位后自美国归来，与吴宓一同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毛彦文此时还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不久，朱君毅却爱上了江苏汇文中学一位名叫成言真的女学生，他闹着要同毛彦文解除婚约。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很多人出面调解，朱君毅不听，气得东南大学的教务长陶行知先生警告说：“朱君毅如不回心转意，下学期我不能再发给他东南大学教授聘书。”吴宓当时也是众多调解者之一。他批评朱君毅，同情毛彦文，即作诗评论：
碧落银河久系舟，徘徊欲渡笑牵牛。
渐伤意兴随年减，惊见山川入故愁。
巢燕未能安一夕，井蛙空自语千秋。
旁人终劝忘情好，坐待物华冉冉收。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但仍未阻止二人的分手，这也给后来吴宓苦苦追求毛彦文提供了机会。吴宓在美国留学时期，就对毛彦文有爱慕之情，无奈她是自己朋友的未婚妻，只能将感情隐藏在心里。
吴宓结婚后，性格中浪漫的气质渐渐显露出来，于是对陈心一渐生隔膜。陈女士多次委曲求全，但最终还是闹到离婚，这与吴宓爱上毛彦文不无关系。当时，很多人劝他他不听，他说：“杭县陈心一女士，忠厚诚朴，众所共誉。然予于婚前婚后，乃均不能爱之。予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恋爱生活，尤痛感失败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正由于他“力主真诚”，才敢不畏世俗的讥笑，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正如他的好友林语堂所说：“吾深知雨僧，宁可使其坦白，不可使其为假雨僧，真坦白则不必顾及人之诟谇，此其一。雨僧一副不识世故面目盖着极丰富之情感，亦求得中道而行者耳。而中国社会未必肯让人有丰富情感，有情感者亦必讪笑之，讥讽之；有情感而坦白者，更必讪笑之，讥讽之，此其二。”（1936年第12期《宇宙风》）吴宓正是主张恋情真诚，所以不愿同陈心一保持没有爱情徒有形式的婚姻。1929年9月，吴宓终于与陈心一离婚，吴宓写成《九月十五日感事作》，题目下加注“是日离婚广告登《大公报》，又登《新闻报》”。
早识沉冥难入俗，终伤乖僻未宜家。
分飞已折鸳鸯翼，引谤还同薏苡车。
破镜成鳞留碎影，澄怀如玉印微瑕。
廿年惭愧说真爱，孤梦深悲未有涯。
随后，吴宓追求他的“灵魂之伴侣”毛彦文，其情至诚至真，令人感动，从而也使诗人写下大量优美的情诗。
毛彦文自从同朱君毅断绝恋情后，更加努力，1925年毕业后在南京江苏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1年获得硕士学位归国。恰巧，此时吴宓休假漫游欧洲，吴宓与毛彦文在巴黎相会。至于这次相会的用意，据吴宓的好友毕树棠回忆说，当时相传吴宓在巴黎与某女士结婚，但后来证实并未有此事。吴宓解释说：“这次本来约好在巴黎结婚，那天我从伦敦赶到巴黎，按外国的习惯，也是我预想的，她在车站上接我，我一下车，看清了是她就上前去，作拥抱与接吻之势，这是一定的，而她竟拒绝，而且毫无通融。”这一小小的变故，已暗示出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不可能有好的结局。但当时两人感情并未破裂，可以说还正处在升温期。吴宓在《空轩诗话·三十七》谈到这次回国的行程：“1931年春，予再至巴黎……是年六月，梦痕在巴黎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先归……予亦经由德国，与海伦（毛彦文）及其他友人返国。”在回归的途中两人接触更多，感情增进，吴宓对毛彦文的恋爱之情达到高潮。但好景不长，到了年底，毛彦文向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二人不可能结为夫妻。吴宓甚为烦恼，于是写下了他的情诗名篇《吴宓先生之烦恼》：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他以幽默、嘲弄的词句，描绘自己情场失意的烦恼情绪，将情感写得极其真诚坦率，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诗人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分析自己失恋后的内心活动，诗显得真切而富于新意。
吴宓尽管痛苦，但他并不像一些利己主义者所持的婚恋观——不成夫妻即仇人。他仍然诚挚地爱着毛彦文，将她比作世界文学中的绝代佳人“海伦”，同她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情感。毛彦文在他心目中就像但丁心目中的贝阿德丽采，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吴宓先生对情感的态度正体现在他浪漫诗人的气质上。他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他牢记警幻仙姑对他的忠告：世之好淫者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若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谓之意淫。唯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达而不可语达。”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同毛彦文约会，他侃侃而谈，谈论《学衡》的主张，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又谈到东方的佛教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不觉天黑，又下起大雨，于是二人同室休息，同床而眠，吴宓毫无非礼之举，悉心照料着毛彦文。两人的感情时断时续，总是难以达到成婚的佳境，其原因，主要是毛彦文的观望态度。吴宓对毛彦文的爱从未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甚。
苦苦地追求，却难成佳偶，于是激发了吴宓的诗情。1934年寒假，吴宓想起几年来对毛彦文的一往情深，便诗情大发，写出《空轩十二首》诗，其中有名的如《晨乘汽车入城寄怀海伦》：
有情终古无成事，鸳被象床不获安。
宓意当前词各隐，相思别后见愈难。
生涯默默独行倦，节物凄凄零露
。
回首西山青未了，黛眉蹙恨压峰峦。
《电复海伦》（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九月十日）：
渐窥天上无穷景，翻结人间未了缘。
恩怨千层织绮梦，韶华一瞬怅逝川。
初当美酒碧瑶泛，屡败残棋半局全。
倦极劳生求止息，怜卿怜我各潸然。
吴宓苦恋毛彦文，吟诗赋词，百般传情，然而总是拨弄不响毛氏心中那根愿嫁的琴弦。“痴情我便终身待，揽镜君当念白头。”如痴如醉的吴宓，难以理解毛氏对自己的态度，但他很少从自己的气质、性格中找答案。其实，毛彦文正是畏惧他那犟直的脾气。毛氏经历了忘恩负义的表兄的遗弃，心灵受到创伤，于是，她对爱情更加小心谨慎，尤其是对吴宓、朱君毅这类浪漫性格的人。因而，她对吴宓的痴情总是理智地对待，她曾对人说：“纵使我与吴宓教授勉强结合，也不会幸福。像陈心一女士常常逆来顺受不与计较，这点我是做不到的，说不定会再闹离婚。”这才是毛彦文内心真正的顾虑所在。她对吴宓也有感情，但她担心二人婚后性格不合再起矛盾，直至分手，这是她不敢想象的事。为了使自己解脱，也为了彻底使吴宓绝望，1935年初，吴宓突然接到毛彦文寄来的结婚请帖，得知毛彦文将与著名慈善家、曾任袁世凯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吴宓当日刚编完《空轩诗话》50章。他非常伤心，如何也想不通37岁的毛彦文为什么会嫁给65岁的熊希龄，而不愿嫁给他。2月9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在上海慕尔堂举行盛大婚礼，高朋满座，名流汇集。与毛氏婚礼的热闹相对，犹如《红楼梦》里一面是宝玉的婚礼，一面是黛玉离世一样，吴宓当天闭门谢客，在“藤影荷声之馆”赋诗填词抚慰受伤的心。但他仍诚心地祝福自己所爱的人生活美满幸福，表现出他的坦荡胸怀。他在《吴宓诗集》中写道：
宓选编《空轩诗话》既毕，其日适为乙亥人日（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九日），亦即海伦女士在沪结婚之日也。宓深伤感，爰题二诗于诗话之后：
（一）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二）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
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先是海伦有函询我能否赴沪，予以中华书局严定期限催迫缴稿，拟先赶速撰完《空轩诗话》，故未即往，而海伦遽赋于归。某君尝谓：“宓重于其诗，过于生活及爱情。”呜呼！斯岂予之所欲择者哉！予平生所遇女子……予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本集之诗，可以例证。凡题下不注姓名之情诗，皆为海伦而作者也。
就在吴宓那颗充满忧伤的心还未完全平静之时，追求毛彦文的机会又出现了。1937年12月，67岁高龄的熊希龄在香港病逝。吴宓得知此消息有些欣慰，从而又燃起了追求毛氏的信念，然而，仍无结果。1942年11月，毛彦文历经七天七夜，从香港出发，至广州脱险。吴宓闻此，仍写诗聊表慰藉：
问谁怜我更怜君，玉碎珠沉道各分。
少罹闵凶同孽子，重遭捐弃半孤军。
婚姻已晚虚名误，楚毒空前世劫纷。
七日短程逢百厄，死生流转未相闻。
1943年8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日）是吴宓50岁生日，“成诗凡十四章”题为《五十生日诗》，概括自己前半生。其中第六章全写他对毛彦文的爱：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
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
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
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
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
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
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毛彦文苦涩的爱，可见此情在吴宓内心造成的伤感之深。诗句真诚，矢志不渝。之后，这种爱成为一种精神的追求烙印于先生的心中。不知有多少夜晚，毛彦文进入他的梦境。如《吴宓日记》（1946年4月28日）记：“夜雨，中夜，梦见彦于某巨宅，宾客众多。宓在廊下，知彦在内，少思，决，乃入堂。彦坐沿左壁诸女客间，风貌如平时，衣服华贵。睹宓，若极不愿见者。宓先言，‘久不见，安好’！彦仅颔首，强笑。身微起，不离座。答言：‘吴先生好！’然若对众客表示伊与宓并无深谊，且多年对宓实漠不关心者。宓察知彦对宓心实冷淡，且久久如斯，宓则仍作交际常态，亦未矜持……”
尽管毛彦文对他很冷淡，但得知毛彦文“左颈肩生一横长之瘤，致稍伛偻”，他依然“闻之悲怆”。他不畏人笑，坦诚以待。居室挂海伦（毛彦文）画像，以慰相思之情。而某些人格低下者却扮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讥笑他，嘲讽他。因此，他愤慨地说：
彼纳妾狎妓，而以予之模拟但丁及雪莱诗体为离经叛道；彼诈财殃民，而以予之读古书，作文言为自暴自弃。呜呼！若此之人士，若此之亲友，予只有虔诵耶稣基督之言曰：“上帝乎众不知所为，其赦之。”
新中国成立后，有位女学生名叫邹兰芳，家境不太好，又身患疾病，吴宓经常帮助她，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1953年6月18日，邹兰芳于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与吴宓结婚。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邹兰芳不幸去世，吴宓甚为悲痛。为了表示对“继妻”（吴宓用语）的怀念，他将邹兰芳生前用过的东西、学过的书籍全部封存不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邹兰芳死后，吴宓晚景凄凉，好心人劝他同前妻陈心一复婚，但他始终不肯。因为他信奉着“感情首贵真挚”，既然自己不爱陈氏，绝不能虚伪地与之结合。
1972年，吴宓先生写给挚友姚文青词一首《鹊桥仙·怀念海伦》，可以说是对自己一生感情生活的总结。现照录如下：
死埋长侧（邹兰芳），生离偶遇（陈心一），消息独君（毛彦文）全断（知于1949年到美，1957年犹生存，已入天主教而已），爱君深亦负君多，孰知晓（一作谁解得），吾情最恋？
碧空难翥，黄泉莫透，此世何缘重见？天涯飘泊曼姝娘，望故园沧桑几换！
这首词意切切，情绵绵，饱含着诗人的感情，道出了诗人一生感情生活的辛酸。
吴宓一生主张：“古今中西之人，其生活及事业，皆有外阳（功业、道德、思想、责任）与内阴（生活、婚姻、恋爱、情感）二方面，表里如一，乃为真诚，情智双融，乃为至道；阴阳合消，乃为幸福。窥此二者之全，乃为真知；由此二方面竭力帮助，乃为真爱。”吴宓先生的情诗，正是他力主真诚的人生观、道德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