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乃“四大皆实”
大凡与书为友、毕生为学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读书治学之道，可为后学者借鉴。吴宓终生读书、写书、教书，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治学之道。
1952年1月的一天，吴宓刚刚吃罢晚饭，从食堂走出来，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围拢上来：“吴老师，我们即将毕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如何治学？”吴宓听后很有感触，他觉得过多的政治运动确实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因此，吴宓便以自己几十年治学经验为依据，提出治学之道实乃“四大皆实，缺一不可”：
一曰勤奋。有史以来，人类之一切活动，生生养息，百工巧匠，老农老圃，明君贤相，一言以蔽之，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大圣大贤，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于勤奋。诚然，才智有高下，敏悟有捷钝，而欲有所成，必须勤奋。业精于勤，荒于嬉，设或不勤不奋，虚耗光阴，虽上智之才，也必无所成就。反之，勤能补拙，即使天资稍钝，苟能锲而不舍，终必有成。是故西方有格言：天才出于勤奋。连爱迪生也说：他的成就，主要靠的勤奋。宓自束发受书，成绩未尝落后于侪辈，及负笈美国，能为导师所称道，执教以来，各方谓我，学问尚有根底，窃自衡量，尺寸之进，莫不源于勤奋。今宓年已花甲，阅人多矣，还未见过仅靠天分，不加勤奋而学有所成者。忆余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赵元任、陈寅恪，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宓不能及其十一。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学，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中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虽假日、星期也未尝消遣优游。今莘莘学子，或一曝十寒，或嬉戏岁月，欲求学有所成，岂非缘木求鱼。
二曰谨严。治学必须谨严，此乃欲求真才实学必不可少之前提。而治学谨严之本在于为人谨严，生活谨严。其为人也放荡不羁，生活自由散漫，起居无常，随心所欲，则其治学必然虚空浮躁，绝不可能学有所成。所谓治学谨严，其道有四：一是择善固执，绝不朝三暮四，时作时辍；二曰循序渐进，谨恪认真，绝不蹋空夹生，弄虚取巧；三曰谨心向学；四曰严苛以律己。向学，指对待学问——知识；律己，指严格约束自己，在治学修业方面，虚怀若谷。圣人曰‘弟子……谨而信’，此乃说的为人修身之道，待人接物之际，皆一谨二信。余所谓：求学之基本态度也必须一谨二信。析言之，尔欲治某一学，例如：欲治经学之小学，尔下此决心之前，务须慎重三思：吾有此基础乎？时间、精力许可乎？慎重考察，认真严肃。一经据此斟酌作了决定，则当信守决定，竭尽其努力，百折不回，务底于成。即绝不推拉拖延，马虎了事，更不见异思迁，不半途而废。严苛以律己者，严格苛求自己，学问之道，务须虚心求实，来不得半点浮夸，切切不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
三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实为不可多得之佳品，宋人将它取出并《中庸》之章，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后生初学之教材，实属法良意美。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其根本，又重在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大学》言治国、平天下都得植根于个人的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即“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洞彻探求客观世界之奥秘，唯能如此，始可以致知——求得真知灼见，得认识之进步，求得真才实学。益以余之亲身经验，平生所见师、友、诸生之治学经历，乃能确切认识：欲求治学有成，必须诚意，正心，格物以致知，致知是个关键，正心是其基本，尔欲学有所成，必须诚心诚意，端正态度，即勿存邪僻之心，取巧之意，更不得不懂装懂，“嘴尖皮厚腹中空”。立定决心，务求确切掌握此一学问，务求登堂入室，穷其究竟，求得真才实学。
四曰讲究方法。方法不是取巧，学术科学的进取，绝无取巧之可能，方法者，求其循序渐进，由渐而入，收事半功倍之效。以记笔记而言，今日诸生，恒多且看且记，对书抄录。于是记时了然，合上笔记本及原书则茫然矣。以余之经验，作读书笔记，应在详读某书一章一节甚至全书后，以记忆所及撮要缕记之。盖于刚刚看过，书中梗要及精华之处，获有鲜明之印象，但印象并不深刻，设或抛开闲置若干时日，则印象迅速淡化，转而模糊无存矣。设或当即默诵，撮要而缕列记录之，则此默忆、撮要、组成条款，以自己语言表述，秉笔书之于纸，等等过程，皆反复习思，加深印象过程。设或某一段落，要义默忆不全，以及前贤警句未能全忆其词章者，皆可翻检原书核对校正，而此核对校正之过程，亦即复习深化之过程。凡此等等，众效齐奏，便可使所阅之书熟识脑中，成为吾人牢固妥善之真知。
言及方法，先贤之旧章万万不可全费。即如前人所谓读书五到——眼到、耳到、口到、心到、手到，即为治学必遵之要诀。眼到，专注阅读；口到，朗声诵读；耳到，注意听读，包括听自己诵读；心到，一心专注；手到，动手记笔记、做实验、写文章等。对此“五到”，绝不可视为老生常谈，无足轻重。《论语》开卷第一句说：“学而时习之。”前贤注曰：习，鸟数飞也。说的是小鸟学飞，得其父母传授之后，必须数数练习，反复自飞，始能将“飞”之本事学到家，进而展翅高飞，翱翔天空。吾辈治学，岂可不数飞耶？凡百学问，追求之道，归根结底，须将学问印之脑际，烂熟于胸，融会贯通，成为自己之真知灼见。
此四者，必须切实办到，而非徒托空言。故曰“四大皆实”。欲求学有所成，必须在这四方面下功夫，四者缺一不可。中外前贤，谈治学之道的教诲多矣，综而观之，不外这四端。余以为，我辈为人师者，应不仅止于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尤应鼓励诸生勤奋治学，传以治学之道，以此四端要求诸生。遍观英美之高才教授，和美国之白璧德，中国之著名学者，如我在清华所聘之四位导师，莫不以勤奋、谨严等项要求诸生。例如听课前写预习作业，听课后写心得体会。教授之讲授只不过发幽阐微，指引研究之方向，开阔学子眼界，而教学之主要效果，还得求之于诸生之预习，复习，广读参考书籍，深入钻研，以猎取知识。
吴宓先生的读书治学经验，实为其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其独到之处，其远见卓识，对我们后来有志于学的人确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