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
“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这是吴宓的一句名诗，后来成为他的一位忘年交的座右铭。提起这事，便引出吴宓热心教育学生读书的感人故事。
1960年的金秋，西南师范学院迎来了又一届新生。在这些渴望知识的莘莘学子中有一位叫周锡光的学生，当听高年级同学讲“当年鲁迅在《估〈学衡〉》中批判过的吴宓，还在我校作教师”时，他很兴奋，对此“新闻人物”充满好奇。有一天，中文系的政治干部在介绍院系情况时说到吴宓，但充满贬低之意：“这个人反动，还敢跟鲁迅打笔仗，鲁迅批过他，是‘学衡派’反白话文代表人物。”听者并未因此便厌恶这位反对白话文的代表人物，反而更对他感到好奇。终于有一天，他们等到一位身穿洗得泛白的蓝色长衫、头戴一顶线帽的“小老头”来给他们上课。只见他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自我介绍说：“我姓吴名宓，字雨僧。这个‘宓’，下边没有‘山’字，不是秘密的‘密’，‘宓’的意思是安静，三国时有个人就是这个‘宓’字。”他讲课时话语略带诙谐，清楚、准确，很快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他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又很关心学生。但由于一次讲课讲到“……犹……，况……”句型时他脱口而出：“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结果被视为“封建文化余孽”，不许他给学生讲课。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向他求教，从那以后，每当夜幕降临，就可看到时常有位学生到文化村一号吴宓住所上晚自习，听他解答各种问题，这个学生就是周锡光。
吴宓为人诚实，终生效仿孔子遗风。他对向他求教的学生无话不谈，但谈得更多的是为人与读书：“我虽然多年研究古典文学，但决不是‘国粹遗老’，古典文学只是我的偏爱；好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我也喜欢，中国古典名著我读得很多，能谈出它们的中心主题，我主张知识没有国界，知识应当广博。人家叫我‘活字典’，我不愧受这个雅号。我在学习上主张首先是背诵。我能背诵莎士比亚像《李尔王》等全部剧文。对毛主席著作，我也熟读再三，现在我可以背一些篇目和一些重要文献的内容。”“我不喜欢玩扑克，我会下围棋，但很少，不愿长时间在这上头。”“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者，这尤其当逢到时代变迁、天灾人祸的时候，更容易表现出来。”“我很欣赏欧阳渐的学生王恩洋，追求过他。我欣赏的是他的道德，我主张抑制欲望，养浩然之气，不作耸听的危言激论，持中庸老成态度，服从国家政策法令，与时代和谐相处。”
尤其是1963年1月他给周锡光日记本题赠的留言，倾注了他对晚辈教育的热情。
宓今七十，锡光年二十岁，愿锡光时时读此页，到锡光七十岁时，仍读不已。
1.永不吸纸烟，酒亦不经常吃，多走路，多劳动，以长保我健康之身体与美好之容颜。
2.养成勤敏之习惯，任何大小事，皆必“心到、眼到、手到”（有时还须口到）。
3.“俭以养廉”；量入为出；非万不得已，不向人借钱（分别“赠”与“借”，借来之钱必须速还——借书亦同）。
4.固须博览，多看杂书，但无论何书，皆必须（1）一直连续到最后一页、一行，一书未读完，不换第二书；（2）积钱买一部旧版《辞海》，读书有一字之音义不明，必须立刻查出；（3）查出之后，有某句的意思仍不全了解，必须请老师或朋友指教，直到满意为止。
5.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
6.忠心地服从党、服从政府、学校、各级组织和领导，事事恪守规则。不为危言、激论。言行稳健、步步合法、合理、合情，则常乐而无忧。纸尽，姑正。
吴宓1963（年）1月17日晚
（《回忆吴宓先生》）
赠言谈到的内容恰似孔子对弟子的说教，既是对弟子的要求，更是自己读书治学、为人处世的准则。这表现出吴宓的人格风范和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十年浩劫中，吴宓饱受虐待之时，一般人尽量躲避他，然而，周锡光竟然能坚持数年，在寒暑假中奔波于成都和重庆间看望吴宓，送来食品，慰藉老人孤苦的心。
1972年夏天，周锡光又特意来重庆看望吴宓，给吴宓买了几斤腊肉和一些甜食点心，当时吴宓生活极其艰难，“宓今晨在学校食堂取二馒，早餐、晚餐各食一馒（二两），饮开水，不吃菜。午餐吃食堂米饭三两，食堂菜一份（每天固定样菜，不能选择），付钱五分。”但当周锡光给他取出所带来的东西时，他“勃然大怒，马上取出一封信说：‘我正给广州一位朋友写信，不许再给宓寄东西！宓是什么人？宓需要精神上的朋友，交谈学术上的事情，你怎么把自己混同在一般物质生活中的人去了？’”（周锡光《追记吴宓教授》）周锡光再三解释，他才安静下来，并警告周锡光今后不许再做这类事。接着，他便把东西分送给别人。当晚，周在吴宓那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打地铺休息。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吴宓便又给周锡光上了一早上的课。足见吴宓对精神上朋友的要求远胜过对生活的追求，这正是孔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精神的具体体现。
吴宓在周锡光身上大概看到了继承他学术事业的希望，所以他把他的书稿交给周锡光保存，并教导他：“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不能书读得太少。”于是，他给周锡光开出一个从四书五经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非常完备的书单。
吴宓与周锡光之间的“忘年交”，既是一代学者对后辈读书为人的殷切期望的体现，也是追求孔子风范的吴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孤独的唯一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