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杀头，也不批孔”
吴宓生在一个以经商和仕宦为主，并逐渐向商业资本家过渡的封建家庭，从小受到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饱读孔孟经书，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在他的大脑中深深扎根，进而对孔子产生了崇拜之情。但此时的吴宓对孔子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并不能从理性角度对其作全面的诠释。
1911年，吴宓走出秦地，剪下辫子，带着“堪笑井蛙言大海，愿从赤骥走风尘”的豪情步入清华学堂。他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变革期，民国刚刚建立，袁世凯又妄图称帝，众多事情促使他更加关注人生，关切社会。在清华六年，他对中国儒学文化的认识由原来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自觉追慕孔子的人格风范。然而，1917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狂潮使年轻的吴宓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对这场风暴不愿轻易介入，但又苦于没有拯救临危的传统文化的利剑，为了摆脱心理上的困惑，寻求挽救民族文化的良方，吴宓告别故土，踏上了去美国的征途。
“吴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穆传人文。”到了美国，吴宓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白璧德认为中国儒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吴宓在白璧德的理论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儒学、孔子精神的伟大之处，从而更坚定了他坚持传统文化的信念。1921年8月6日吴宓回国，并于次年1月1日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同仁创办《学衡》杂志。他积极写稿，参与论战，高扬孔子精神。
吴宓坚信孔子学说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绝不应和世俗，敢于坚持自己观点。他发表了很多赞扬孔子精神的文章，如1927年9月22日《大公报》载的《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全面论述了孔子学说的价值所在。他认为：“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
，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吴宓坚信孔子学说，“故今虽举世皆侮孔谩孔，虽以白刃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必使世人对孔子及孔教之态度能至如此，则孔子方得为尊，而我对于孔教之责任，乃为已尽”。吴宓把尊孔和维护“孔教”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且阐明“孔教”如人人能信奉，社会国家世界均必获益。吴宓阐述孔子的价值有两点：一是孔子本身，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以前数千年的文明靠他传播，以后的文化，也受他影响，可以说，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二是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的化身，人格标准的寄托，孔子一生历尽千辛万苦，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尽管他有时穷到了“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境地，但他没有屈服，没有厌世，仍然笃志勉力，恪守善道。他对孔子这种精神非常赞赏，自觉地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说：“道德之要，在崇善去恶，从是拒非，取义轻利，而人格之成，实由模仿，必取法乎上，乃可免堕落。”因此，他有意模仿孔子的为人，以孔子人格作为标准，并高呼：“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超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尽管尊孔给他惹来不少的麻烦，其身处“矢以孤身当百毁”之境地，但他毫不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吴宓推崇孔子重视个体独立人格的思想，他自觉用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语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他一生追求孔子所谓的“君子”人格，不管世态如何，从不欺己之志，主编《学衡》时期如此，在1971年全国“批林批孔”时期更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勾当。他们大肆批判儒家，诋毁孔子。当时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孔子之声，大多学者噤若寒蝉，敢于公开反对批孔的人寥寥可数，据说全国只有三位，吴宓就是其中一人（另两位是梁漱溟、容庚先生）。由于公开反对批孔，吴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他说：“批孔是骂祖宗，从20年代起我就坚持不批孔，宁可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吃尽苦头，但他尊孔之志不改，在这点上，他确实表现得有些“顽固”，不会见风使舵，但也恰恰是这种“顽固”，表现出他敢于坚持的真诚人格。
吴宓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批孔实质是对自己祖先的野蛮侮辱与嘲弄。他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奉马、恩、列、斯为师。然余未见马克思辱骂歌德、席勒，更未见列宁、斯大林詈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
一次，他看某报载联合国会场悬挂世界各国先哲的警句，其中也有孔子语录，而我国向联合国竟提出抗议的报道，他大为不解，愤怒地说：“此不啻邻里恭称尔之大曾祖父德高望重，而尔乃愤然作色曰：‘住嘴！汝胡说！我之大曾祖父乃恶劣卑鄙之流氓！’呜呼！炎黄子孙乃有丧心病狂以至于此者！”“宓愿公开大声疾呼：余坚决反对所谓‘批孔’之无赖行径。倘为此而如耶稣之钉上十字架，亦所心甘！”敢于面对全国山呼海啸般的批孔浪潮，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多么强大的精神和勇气啊！而他的精神正源于孔子的正直人格。他曾对他的密友说：“此绝非一时意气用事，实乃深思熟虑，理智之决定。眼见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我辈焉能哺其糟而啜其醨？”他仍坚持他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观点，认为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高尚道德的一代宗师，践踏孔子即是践踏中华五千年文化，践踏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他以保护孔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次，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领导和他谈心，让他带头批孔。他坦诚地说：“宓为人憨直，从不做违心之事，束发受书，即宗孔子，方今已年近80，亦曾习西方学说，并亦研读马克思、列宁之经典著作，会通以观，深思穷究，更复对照马列经典，无法得出结论，孔子有害于中华文化，有害于今日之富国强兵，有害于今日革命如时下报刊所云。宓乃确知，批判孔子，尤其并林彪同轨而批判之，实为非是，认识如此，不敢伪饰，此乃宓之真心。”
他的这种坚持己见、矢志不渝的品格，与孔子的精神一脉相承。因此，他和孔子一样，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悲剧英雄。让我们用美学家李泽厚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孔孟）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吴宓正是这无数的“仁人志士”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