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日记，省身之语
吴宓先生在给清华外文系制订教学计划时就强调要培养学生多读书，力争使之成为“博雅之士”。他这样教育学生，自己更是这样做的。翻开厚厚的十大本，近四百万字的《吴宓日记》（这还仅是他前半生的日记），就强烈感觉到一种“博雅之士”人格魅力的强大感召，使你对这位道德君子产生由衷的仰慕之情。细读这本日记，确实令人受益匪浅。
记日记并非难事，但要坚持不懈，几十年如一日绝非易事，这便显现出人的意志力。正如吴宓在他日记（1910年）开篇写道：
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余作日记，始于丙午，迄今五载，无一年能完毕者……他日再辍与否，吾不敢知，惟当尽力继作，以求毋浪掷此可贵之光阴。
他把写日记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对自己读书、为人的总结，是两个吴宓的知心对话，就如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因此，从他的日记中可见到他的为人、治学、读书的态度。正如他女儿吴学昭在《吴宓日记·后记》中说的那样：
父亲一生做事认真，而写日记可说是他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父亲曾说，他经常写日记，是“由于他的性情习惯”。写日记，他“感觉是自己对自己作交代，和自己进行着亲切的密谈；重读旧时日记，则宓可得到无穷的快乐和安慰”。所以，虽然他屡次因为日记所述的思想议论立场观点而遭到揭发批判；虽然常有人规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以免累及亲友，他仍“执迷不悟”地要写。甚至在“文革”期间，身为“牛鬼蛇神”参加劳动改造之时，他照写日记不误。当时，他写一页，监管他的红卫兵便收走一页；再写再收，收了还写。红卫兵不胜其烦，后来干脆不收了，命令他把劳改队的要事统统写进他的日记，就作为“劳改队大事记”由他保管。他对写日记的执着，于此可见一斑。
可见，吴宓对写日记是多么看重，他是在用心、用生命写日记。尽管这些日记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给他带来很大的苦难，但他固守善道，终生不悔，就凭这一点，就可显现出他人格的崇高。
《吴宓日记》是一部真实记录“博雅”君子读书、为人、生活的著作。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淡泊名利、终生学习的学者的精神风貌。正如他的学生、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吴宓日记·序》中所评：“（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钱钟书用“日记文学”一词来评价《吴宓日记》确实很有见解。《吴宓日记》确实犹如他的传记，将他人生成长的历程形象地展现出来，塑造了一位不慕名、不求财、不为官、只好学的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形象。
作者从1910年起一直写到生命即将终结的20世纪70年代，其中关于书的内容最为丰富。《吴宓日记》中几乎每天都记录着他所读的书名及读后感。如1911年3月14日“日记”写道：
午，阅《壮悔堂全集》共一函六册：计《壮悔堂文集》四册，《四忆堂诗集》二册。明末侯方域所著也。侯生风流英宕、慷慨不羁。读其文章，阅其著述，亦可想见其为人，余心甚折之。顾其初年，雅负经济才，不仅以文自豪，指讽时事，规划文略，至为恺切。及入国朝，乃穷隐一乡，日与二三故友，以文学道义相切磋，功名仕进之途，已绝意不复问津。其宗旨所在，于其文中（若《答吴骏公书》及《与张尔公书》言之最显）常明言之。吾又读其《郑氏东园》及《管夫人画竹》诸记，则朝宗故国之戚，兴亡之感，未尝一日去其心也。至若辛卯（顺治八年）一应省试，特略饰耳目以自解祸（是时当事欲案治侯生以及于父司徒公者有司，趋赴省试乃免）耳。岂真有意见功名于本朝哉！
此时，吴宓仅有17岁，但这则日记对侯方域的评价之准确，语言之精练，如同资深学者。接连几天日记，都记载读《壮悔堂全集》之事。
《吴宓日记》记载自己读书生活是第一内容，他把写日记作为练笔的好方法，很多在日记中所写的书评后来都成了他的主要诗文理论著作。如1915年1月6日写道：
晚，读《王临川诗集》，遇有感触之语，辄摘存之，得若干条。
荆公诗意境绝高，工夫亦到，而世人读之者，不如温、李诸集读者之多，实大憾事。梁任公先生作《政治家之王荆公》，推崇至极，而荆公之道德、经济、学术、文章，始大白于世。任公并表彰荆公之诗，所摘举固未能遍。以余论之，诗虽文章末技，然非有极大抱负，以济人利物为吾志者，作之必不能工。词工而义鄙，则终难期其必传。故学诗者，匪特学其诗也，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而后成诗，则光芒万丈。诗不以人废，而人且藉诗以传。如荆公本经济家，初仅以诗文为余兴，然诗中，往往见其抱负之雄、愿力之伟，足可为法后生。以此旨读诗，则虽雕虫末技，亦可免于玩物丧志之讥乎？
作者对王安石的诗作了精深的评论，尤其能从政治、经济与诗的关系的角度予以评价，尽管还不够全面，但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已是很了不起了。诸如这类读后感式的日记在《吴宓日记》里比比皆是，可以说，他的日记是记载作者读书最多的日记。可以看出，作者几乎天天与书为伴，读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其次，《吴宓日记》表现出作者为人真诚，品行敦厚，时时充满了对自己的反省之语。如1915年11月5日写道：
余生平有最伤心之事，即余拙于言词，短于酬应，优孟登场，辄少成功，所谓出风头之才不足是也。人固以实是为贵，然既处社会间，即不得不以平人之眼光，为敷衍从俗之举。往往一己言动举止，人即藉是以决我之智力，影响甚大。乃以此弱点，常多失败，往往商事、晤人、演说、欢聚，先期筹思妥当，内蕴不乏，徒以当场见绌，声色遽减，不克尽如所期。近者年愈长，识愈敏，处事愈多，而此弱点，亦更深切著明，其伤余心实甚。常力求改进，终少裨补。
这里，年轻的吴宓已经知道对自己性格中的缺点进行反思，并力求改进，但收效不大。这正由于他为人本性真诚，所以随时应和的本领他是学不来的。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每当处理与他人关系时，他总是“损己利人，间亦多失望之事，然力自鞭策，必日日有裨于世，行乃不愧影、寝乃不愧衾也”（1915年4月24日）。他认为人处社会“犹撑舟而冲急流”，“无论如何，终当尽我心力，前仆后起，则大千世界，赖以维持”（1915年10月25日）。他主张“守身制欲”，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他说：“少年志士，尤当以守身制欲为急务也。至于制欲方法：（一）心当有所专注，或学问，或事业。（二）宜以高尚之思想，注意天然之美。（三）注意卫生清洁，并体操。（四）即必欲求消遣之道，如书画棋弈。习其一，不犹愈乎？”（1915年10月7日）由此可见，吴宓从年轻时起就对自己的品行要求很高，他一生力主真诚，不管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有时甚至到了烦琐的程度，但正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中反映出他为人谨严的作风。如1947年11月10日写道：
晴。晨同君超入校。8—10上《世界文学史》课。次办公。领到《文副》42、43期稿费共三十万元。
下午3—5赴聘任委员会。
晚访煦。吴嫂购来鸡卵10枚（$14500）。
他几乎把一天中的大小事情都写入日记，连保姆买几个鸡蛋，花多少钱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这恰恰表现出他的憨直、认真。也正因如此，他当时同学术界人士的交往也都被非常详细地写入了他的日记。由《吴宓日记》后面的“中文人名注释索引”可以看出他同学界名流的密切交往，这点又增加了他日记的史料价值。
就是这样的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的日记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他带来了悲惨的命运。但他并不后悔，仍然艰难地拿起笔继续写着日记：
今日已成中文系革命师生对宓等之揭发、批判会。所有发言，皆宣示宓等之罪状，严词责讨，大祸从此发作矣。夕，散时，命我等明晨6—8时作本教室清洁。
（1969年3月5日）
阴。晨，“请罪”及取早餐时，皆宣读今日特编之政策一束。上午学习，宣读“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新课题”［实即清华文件之（三）节］，又命朗读五遍。
（1969年4月3日）
晴。宓3月6日来此时，自谓“恐难生还203家中”。今晨，总结近日之观感，成为三条，如下：（一）只要不斗争，生活万事足；（二）饮食（如煮鸡卵），可有可无；（三）群众之打骂，同人之责骂，悉当恭默忍受。今日上午、下午、晚，皆续撰交代（十八）批判宓一生的写作，未完。
（1969年4月7日）
（《吴宓专辑·吴宓日记摘抄》）
看着这些饱含羞辱、无奈、悲伤的日记，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位年逾七十，两鬓染秋，毕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听到他悲凉的呐喊！然而，历史又是公正的，一时兴风作浪的小丑终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坑，而吴宓先生的高尚人格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显其高尚！《吴宓日记》的顺利出版，并拥有读者之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