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白璧德
1917年7月，年满23岁的吴宓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梦，离开祖国，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征途。船行太平洋上，吴宓心潮澎湃，诗情大发，写下《太平洋舟中杂诗》4首，抒发青年诗人的情志：“今来深快意，轻舟大海旋。一叶鸟穿云，千程箭离弦。去来水天长，俯仰宇宙宽。苍鲸偃溟渤，转侧成波澜。涓滴身局促，井蛙自应惭。解识达生理，终身破愁颜。”
初到美国，吴宓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本想学习应用化学，“继则欲习新闻业，以为文学非今世所急需”。又认为文学可以自己研究，不必到美国学之。“此种见解，过后方知其误。”（吴宓语）1918年，吴宓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20世纪初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学识渊博，除精通西方文学外，还通晓政治哲理，熟娴梵文与巴利文，对东方佛教、儒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他看到西方社会尽管物质十分富裕，但人却变成了物的奴隶，被物所异化。由于人性不存，各国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如此的现实，使白璧德教授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倒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使白璧德抱着救世的理想，倡导新人文主义。他的思想与他接受希腊、罗马和东方佛教思想有关，由于他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不同，所以称之为新人文主义。
白璧德强调人性，认为人性是二元的，即人性有善有恶。他说人生有三个境界：一曰神性（宗教的），二曰人性（人事的），三曰兽性（动物的）。他认为神性太高，一般人达不到；兽性太低劣，人不可任性纵欲处在这一层次；人性才是人类应奉行的中道。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遵循道德的规范。因此，白璧德主张要用“一切时代共通的智慧”来丰富自己，具体来说就是要以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的释迦牟尼和孔子为模范，使人明白为人的道理，从而提高人的自我克制力。尤其是白璧德将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加以区分：“人道主义主张博爱，人文主义则重选择，奉行人文主义者，注重个人内心之生活，奉行人道主义者，则图谋人类全体之福利与进步，而倡言为社会服务。”（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他认为人道主义忽视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从中国留学生身上发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从而大加赞赏：“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谋求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学衡》第8期）他甚至意识到“19世纪之一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国际主义，造成一人文的国际主义，以中华礼仪之道，联世界成一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学衡》第8期）他把“中华礼让”看作改良世界文化的良药。
吴宓从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中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对新人文主义深加服膺，他说：“先生之学说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又说：“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用今日西方最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义。”（吴宓《〈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译序》）吴宓认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点不仅契合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思，而且使他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说自从他接受了白璧德、穆尔等人的思想，也从西洋文化中吸收其精华，用这些观点观照中国文化，从而更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孔子的崇高正直。于是，他对导师更为敬佩，更加努力地阅读白璧德的书，准备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并于回国以后用这一理论拯救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立论宏大精微，本为全世界，而不为一时一地’；自己能由梅光迪先生导谒白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深感荣幸。他努力多读、细读先生著作，并通过课堂亲聆先生讲授，悉心学习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吴宓不但自己热衷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而且深为中国学生师从白璧德先生的人数不多而引以为憾。他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有两千余人，在哈佛就有五六十人，然而接受白璧德学说的仅仅有四五人，这怎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呢？
吴宓经常到白璧德老师家请教，并同白璧德讨论中西文化的诸多问题。1920年11月30日晚，吴宓去拜谒白璧德先生，谈论许久，白璧德很赏识这位中国弟子，于是给吴宓出题，让他写一篇有关中国文化教育的文章，登在美国优秀的报刊上。白璧德先生告诉吴宓：中国圣贤的哲理以及文艺美术，西方人尚未得知，但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够，而是英文著述不够。中国的文化要被西方了解认同，必须要有精通中西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吴宓当即表示，自己学成回国不管遇到何种困难，研究国学、中西融通的志向不变。白璧德理论的影响、人格魅力的感召，是使吴宓先生同中国文化结下永久不可解开的情结的重要力量。
1921年8月6日，吴宓学成归来。1922年1月1日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学衡》积极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发表了一批译介新人文主义的文章，其中有影响的如胡先骕译的白璧德的《中西人文教育谈》，徐震堮译的《释人文主义》，吴宓译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论民治与领袖》《论欧亚两洲文化》，梅光迪写的《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等。《学衡》杂志上共发表有关西方文化文章69篇，仅新人文主义的就有20篇，足见他对新人文主义的重视。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成了吴宓等人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然而，面对中国“五四”以后强大的新文化运动狂澜，他们显得是那样地不合时宜。因而吴宓自嘲是堂·吉诃德，难免处境可悲，其悲剧结局也显示出一代文化思想家的孤独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