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在撰写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时，有一事不可以忘记，那就是：吴宓与陈寅恪（1890—1969）两位学者相交半个世纪的情谊。
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吴宓之于陈寅恪，陈寅恪之于吴宓，就是这样的益友。而就“多闻”而言，陈寅恪真说得上是“多才之士，才储八斗”，与吴宓可以说是亦师亦友。
吴宓与陈寅恪相识、相交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在哈佛大学阶段。前面说过，吴宓与陈寅恪认识，是经陈寅恪表弟俞大维介绍。陈出身名门，世代书香。他是江西修水人，生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农历五月十七日，祖父陈宝箴系湖南巡抚，也是洋务派的中坚人物。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为同光体诗派主要作家，著名诗人。晚年居北京，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他愤而不食，五天后去世。陈寅恪12岁随兄东渡日本留学，15岁因病回国疗养，17岁考入复旦公学，19岁毕业，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21岁入瑞士苏黎世大学，23岁赴法，就读巴黎大学。1918年，先生28岁，入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巴利文。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经吴宓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6年，时年36岁，尚未结婚，共在国外留学十多年。
吴宓与陈寅恪一经接触，即佩服得五体投地。《吴宓日记》记载，在哈佛大学期间，与陈交往密切，经常聆听陈发表宏论。如关于诗歌创作，“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1919年4月25日日记）。可见收获之大，感触之深。两人亦经常外出游览，如1919年6月14日，“偕陈君寅恪赴波城，并游波城美术馆。至夕始归”。6月21日，“午，偕梅、陈、汪、汤诸君，游Reservoir Lake”。陈，即陈寅恪，汤，即汤用彤。除国家大事、学问专业外，个人生活问题他们也经常交谈。当时吴宓正犹豫与陈心一女士的婚事，汤用彤劝说道：“婚事宜对症下药。”又云：“知足者乃有家庭之乐。”陈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不久，吴宓在未见面的情况下，聘定陈心一女士，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两位挚友婚姻观的影响——此影响波及吴宓一生，这恐怕是吴宓（也包括陈、汤）始料不及的。
此后吴宓在评论王国维时，不无感慨也不无深情地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吴宓诗集·空轩诗话》）
第二，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阶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吴宓被聘为主任，主持全院工作。当时已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人为导师，吴宓又向曹云祥校长郑重推荐陈寅恪。当时陈远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据说，曹校长问及陈学位、专著。吴宓据实以告：陈既无学位，又无专著。曹面有难色，后来梁启超愤而说道：“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曹校长于是下决心聘任，吴宓曾有“介绍陈来，费尽气力”之语。
陈寅恪在研究院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等。对他的教学、科研与饮食起居，吴宓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震动了全中国，也使国学研究院陷入巨大悲痛之中。吴、陈二人除料理后事外，都写了挽联。吴宓还给《顺天时报》写了详细报道及挽诗。陈写了挽诗及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提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种“殉文化说”，较之一般人对死因的看法，深刻得多，确实有独创性。吴宓认为：“王静安先生自沉后，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君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吴宓诗集·空轩诗话》）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于昆明。吴、陈两先生辗转抵达昆明，历尽辛苦。“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弦歌之声不绝，两先生继续其教学与科研活动。1939年，陈寅恪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成行。1945年，陈双目失明，赴英治疗无效，1946年返回清华。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阶段。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两人与时势都格格不入，一开始吴宓还力求改造自己，加以适应，但收效甚微。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吴宓写了《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一文，登在《新华日报》上。以后，高校停开英语课，吴宓也就很难施展才能，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少不了挨批，科研也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陈寅恪因双目失明（以后又腿骨骨折），好些政治活动难以参加；又因知名度太高，北京时有要人前来访问，广东党政领导对他多有照顾。因此，陈寅恪还能上课，还能继续写书。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郭沫若在写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陈自此再不登讲坛。
令人唏嘘的是，1961年秋，形势稍有缓和，年已67岁的老人吴宓，千里迢迢由四川至广州，看望挚友、年已71岁的寅恪兄。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无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瞻望世界前途，两大阵营之孰胜孰负甚难预卜，未来趋势如何，今尚难预言。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年8月30日日记）
“寅恪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1961年8月31日日记）
临别时，陈寅恪又以诗一首相赠：“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果然这是两人最后一面，此诗终成谶语。
待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吴、陈两人均遭受残酷迫害。1971年，吴宓头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仍心向南国，记挂双目失明、腿骨骨折的陈寅恪的安危。他在梁平县“戴罪改造”，冒极大风险，径直去信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一家情况，读之令人肝胆欲裂。全信如下：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覆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候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年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年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
即致
敬礼
1971年九月八日吴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