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吴宓教授！”

“教授”，这是一个何等崇高、荣耀、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人们谈起教授二字，脑子里便浮现出有德有才有学有识的人物形象，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功绩令人赞叹不已。

终其一生，吴宓只从事一项事业——教书，也只有一个头衔——教授。那是1919年，吴宓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上学，中国教育部所派“美国教育考察团”，由团长教育部代理总长袁希涛、副团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率领，来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访问。经人介绍，陈校长约见了吴宓，表达了敬佩之情，并说他们学校英语科将办研究部，当即给出聘书，请吴宓任主任教授，月薪300元整。这一年，吴宓刚好25岁。到1921年，吴宓学成，准备回国，忽然接到挚友梅光迪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国立东南大学的来信，谈到在该校任英语及英国文学教授，颇为志得意满。又说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希望他在美国的同学、知交能到东南大学来，作为他们发展理想事业的地方，现商定拟聘吴宓为英语及英国文学教授，月薪160元整，希望吴宓辞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职务，来南京聚首。梅光迪也知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相差140元之多。梅光迪信中说：“兄（指吴宓）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吴宓接此信后，“略一沉思”，即到邮局发出两通电报，一封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辞聘，一封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聘。这年夏季，吴宓回国抵达南京，9月，东南大学开学，吴宓在英语系上课。27岁的吴宓，从此即以教授身份，出现于世人面前，开创他宏伟的事业。

自此以后，有关“我是吴宓教授”的故事颇多，有的令人喜，有的令人忧，更有的则令人悲。

那是1925年，吴宓重返清华园，服务母校。起先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后主持外文系工作，又兼任《学衡》杂志总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可以说是名声大噪。有人写信给他，表达景仰之意，苦于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干脆在信封上写“北平吴宓教授启”，当邮政人员将信送交吴宓时，他颇为开心。“我是吴宓教授”常被他提起。这句话只是表明自己举世公认的身份，毫无自夸自大之意。

抗日战争期间，吴宓辗转到西南联大，有一天深夜，他走在昆明街道上，受到值勤哨兵的盘问，吴宓答道：“我是泾阳吴宓教授！”说也奇怪，这句话如同特殊通行证似的，哨兵竟然马上放行，未加阻拦。

1942年，由于学术成就突出，当时的教育部授予吴宓“部聘教授”的光荣称号。据说他对此事的态度是：“其实部聘教授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感到荣幸的是与陈寅恪、汤用彤两位先生同时被聘。”部聘教授享受特殊津贴，接受教育部委托的审定学术成果等任务，其行踪须由所在大学随时报部备查。吴宓则希望“以部聘教授资格，在各大学巡回游行。每校留教一、半年，专讲宓所擅长之科目，以客卿自处，不涉校政，少触人事，固宓之所最乐为者矣”（1946年9月8日日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成为吴宓终身憾事。

1948年夏，吴宓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驻汉口的法国领事派仆役到珞珈山，给吴宓送请柬，邀他赴宴。当时吴宓正与两位客人谈话，这个仆役仗洋人之势，把门敲得砰砰直响，吆喝着：“哪个是姓吴的，出来接东西，我是法国领事派来的！”吴宓被激怒，拿手杖在桌子上啪地打了一下，发出重重的响声，然后举杖走向来人，说：“我要打你！”又斥责道，“去告诉你们领事，叫他明天来给我赔礼道歉，因为他手下的人没有规矩。”“你就说我打了你，我是吴宓教授！”这番话掷地有声，吓得来人抱头鼠窜。此事不胫而走，传遍武汉三镇，后来越传越神，甚至失真，最后甚至有人传言洋人惹恼了吴宓教授，挨了吴宓两拐杖，还赔礼道歉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尽磨难。后又因反对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可谓九死一生。1976年，时年82岁的吴宓，身患重病，被迫退休，无处安身，也无人过问。胞妹吴须曼由西安来重庆，从西南师大接吴宓回陕西泾阳，住租来的简陋民房里。后来吴宓病情急剧恶化，终至不起，弥留之际，仍疾声呼叫：“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声声凄厉，令人惨不忍闻。这令人熟悉的“我是吴宓教授”一语，竟成了送终的挽歌。一代学人，晚景如此悲凉，多么令人悲痛！

吴宓自27岁起任教授，到84岁辞世，前后共57年。这57年，吴宓有过辉煌，有过失落，更有过苦难。教授曾是他的尊称，也给他带来过不幸。今天，“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雨过天晴，人们再来审视“教授”二字，却别有深意。在从前，它是何等荣耀，“我是吴宓教授”又是何等铿锵有力，震人心弦，充满了自尊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