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为人，追摹杜甫
作为诗人，吴宓先生的思想与诗歌艺术，犹如汪洋大海，接纳了古今中外诸多优秀文化的涓涓细流，其渊源来自于多方面。就其诗歌创作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甫。吴宓的秉性和诗歌，都明显地带有从杜甫那里吸收来的营养。
吴宓在他的诗集卷首中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易成也。”其实，他最推崇杜甫，在他的诗文中，也多次提到杜甫。可以看出，他自觉地追寻杜甫的诗风，学习杜甫的为人，以杜甫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由此可以看出，杜甫对吴宓的深刻影响。
尽管杜甫和吴宓所处的社会不同，但在他们身上确实又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生长在一个具有浓郁传统气息的封建官宦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从而形成了他们兼济天下的人格内核。
杜甫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诗艺超绝，更在于他的人格高尚。当现实无情地嘲弄并揉碎了他的理想之时，他依旧坚强地充实着自己的精神，完善着自己的人格，终于成为古代中国士人的典范。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以天下为己任的生活目标，铁肩担道义的历史使命感，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取向，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牺牲精神和对自我道德完善的顽强追求。虽经历种种不幸，但他没有因此变得偏激、冷酷、玩世不恭，而是始终保持着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正义的热切呼唤，对天下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对黑暗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他那忍辱负重、上下求索的人生态度，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着后来者鉴古而思今，见贤而思齐。
吴宓说：“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由此可以看出，他要学习杜甫诗歌，首先是学习杜甫的人格。他从杜甫身上学的不仅仅是作诗技巧，更多的是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杜甫的崇高人格感召着吴宓，从而塑造了他自觉以社会为己任的个性，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一生“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回忆吴宓先生》）正是这种品格，使他不论是主编《学衡》之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批孔”，都始终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趋炎附势。这同杜甫“独耻事干谒”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宓说：“诗人存心济世，忧国忧民，常思大而怀远，宏识而博爱，然此亦非可以叫嚣虚伪为之，仍赖发于内衷之至情，如杜工部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岂为求人之称赞而作此语。”（《吴宓诗集·卷末·〈艮斋诗草·后序〉》）。他强调诗人必须关注社会，忧国忧民，把握同时代的脉搏。这一品质，他仍是从杜甫身上学到的。他说：“诗词文章，均与一时之国势民情、政教风俗，息息相通。如影随形，如镜鉴物。苟舍社会，去生涯，而言诗，则无论若何的雕琢刻饰，搜奇书，用僻典，皆不得谓之诗。此古今不易之理，亦东西文学公认之言。昔人推尊诗史，亦以其善传时代之事物与其精神。”（《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他从杜甫诗中继承了杜甫关注人生、爱国忧民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和杜甫诗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杜甫是一位对祖国无比热爱的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爱国的忠诚，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当国家危难之时，即使春花鸟鸣，引发的仍然是悲伤流泪。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可当他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便忘记自己的痛苦，一下变得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国家的命运之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吴宓同杜甫一样，自觉地将他的情感同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用诗歌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当国运衰颓，民生凋敝，贼人误国之时，他痛心疾首；当外族入侵，国土失陷，当局一味退让，生灵涂炭之时，他怒不可遏；当我军将士英勇奋战，频传捷报之时，他欣喜不已。这些充分表现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胸襟。早在1911年，他在《辛亥杂诗》中就表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和匡国济时理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机侵入中国，侵占了胶州湾，祖国的大好河山再遭蹂躏。吴宓先生愤然写下著名诗篇《哀青岛》，与失陷国土同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进犯我国，由于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辽阔国土大片沦丧，人民流离失所。作为诗人的吴宓，更是怒火中烧。他以诗为武器，以自己主编的《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他在《空轩诗话·四十》中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上海“一·二八”之战后，吴宓热情地赞扬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翁照垣将军在这次战斗中“守闸北，率先应战，守吴淞，凭废垒与敌死拒，使十九路军驰誉世界”，但就是这位功绩卓著的将军，却被解职，吴宓“惜其去”，又为国家失去一位名将而伤心，因而作诗歌以追送：“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丘。男儿报国自有道，毛锥弃去着兜牟。……吴淞江头夜一弹，杳杳无际遮飞舟……将军长啸指须发，剑气喷薄如龙浮。乾坤一掷箭脱手，眼底势欲无仇雠。”吴宓与翁照垣并不认识，他热情地歌颂翁，纯粹出于对其抗日功绩的崇敬，这也正表现出吴宓的爱国之情。1934年冬，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形势危急，清华大学南迁，吴宓到火车站送学生，触景感伤，浮想联翩，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名篇《送清华学生南迁》：
无言相对两心悲，相逢又是离别时。乱来难得常相见，别后呻吟各自知。车待发，泪先垂，北风一夜转凌其。君看今岁霜雪白，他年花开会有期。
诗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怀，对日本贼寇的愤怒控诉，也表达出对抗日战争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吴宓先生说：“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遭遇，政治军事社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吴宓诗集·卷末·〈学衡〉论文选》）他认为杜甫同“初唐四杰”最大的不同在于杜甫的诗关注人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只知“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那种无现实意义的无病呻吟之作。因此，他解释说：“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盖由其身所感受而然，非好为铺张夸诞也。如杜工部，如陆放翁，细读其诗，则谓之因公忘私也。”（《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吴宓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他的诗歌也正是从这方面吸收了杜甫的现实精神。
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他一生始终关切人民，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并深刻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他那被誉为史诗的《三吏》《三别》，全方位地再现了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苦，就连他那些反映自己流离生活的诗篇，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正是这样伟大的诗人。如他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从个人的遭遇写起，重点表现人民的痛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明确指出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人民生活的现实给杜甫以深刻的教育，使他逐渐认识到个人的遭际“事小”，社会的不平“事大”。因而，他从人民出发，忠实地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阶级对立现实反映在他的诗里，从而使他的诗作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吴宓的诗歌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如他在1915年5月9日写的《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痛斥袁世凯为做皇帝，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可耻行径：“河山拱手让他人，一纸约章飞孤注。哀我将作亡国民，泪眼依稀看劫尘。十年歌哭成何补，千祀文物自兹沦。醉生梦死生亦贱，酣嬉尚思巢幕燕。”再如他在同年8月14日写的《咏史》诗二首：
六国何缘欲帝秦？局危南渡媚强邻。
纵横诡辩苏张舌，兄弟约和辽宋亲。
丰沛故人图后贵，陈桥拥戴想前因。
垂裳难击苍生望，扰攘兵戈禅代频。
谶纬朝前工附会，麟符螭篆总非真。
狐鸣篝火魔成幻，黑水白山龙见身。
汉司马迁独辟异，渐台新莽尚邀神。
星河黯淡天无语，冯道谯周是佞臣。
（《吴宓诗集·卷三》）
这两首诗，名为“咏史”，实为“讽今”。年轻的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犀利的语言，讽刺、抨击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抒发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如《过打磨厂见人力车夫倒毙于途多人围观》一诗写道：“凄然道左一尸横，暑热缠身尚急征。坏灭无常伤造化，勤劳仍匮叹民生。能甘事畜完天职，未得猖狂窃世名。贵贱贤愚同荡析，阎浮界外尚清平。”（《吴宓诗集·卷九》）诗人以极其同情的笔触，抒发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
吴宓曾说：“古今最大之诗人，皆能以其一生经验之最大部分写入诗中，而所写入者，又适为最重要、最高贵之部分。凡比较任何二诗人，皆可以其全集中所包含之经验之量与质定之矣。”（《吴宓诗集·编辑例言》）比较吴宓与杜甫之诗，他们都能以其经验入诗，而这种人生经验，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正因此，他们都成了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
吴宓认为杜甫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他所用的格律也是前世流传下来的，但他能将自身的真实感受入诗，所以吴宓称杜甫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吴宓特意强调说：“李白亦文学改革家，然以李与杜较，则李之材料枯窘，多篇如一，故其诗常有重复之病，真在杜下，不待辩矣。”因而他大声疾呼：“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吴宓诗集·卷末·〈学衡〉杂志论文选录》）他不仅这样呼吁，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把他的诗同杜诗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他模仿杜诗的痕迹。
但一味地模仿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模仿的基础上再创新，才会创作出佳品。吴宓在这方面，可以说给后人树立了榜样。他的诗从杜甫入手，又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谓悟出了诗家三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吴宓无论从人品还是诗风上，都同杜甫有相通之处。他从“诗圣”那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获得了诗家三昧，从而成为一个关心时事、济世忧民、真诚坦荡、富有正义的诗人。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优秀文化的魅力。他就是吮吸这种文化汁液长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