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近20年来，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在中国复活，成为一门显学。人们感念吴宓当年筚路蓝缕开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功，纷纷撰文纪念他，有称他为先驱的，有称他为奠基人的，更有人尊之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总之，肯定他作为开拓者的功绩。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吴宓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有其他人所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三个第一”：在国外系统学习新兴学科比较文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引入中国，他是第一人；用外国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是第一人；在中国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指导学生学习，他也是第一人。下面逐一作较详细的说明。

首先，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统地学习比较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将这一新兴学科引进中国，为中国高等文科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他在哈佛，为了解西方文学的全貌，将其纵分为六个时代，然后分期详细研究。即：（1）古代希腊、罗马；（2）中世纪；（3）文艺复兴时期；（4）18世纪；（5）19世纪；（6）现代文学。又横分为五种文体，同样分体详细研究。即：（1）小说，近代小说；（2）诗，英国浪漫诗人；（3）戏剧，近代戏剧及莎士比亚；（4）散文；（5）文学批评。这些均与日后吴宓主持清华外文系所开课程，出于同一教育范式。吴宓还有计划地学习了一系列比较文学课程：“卢梭及其影响”（白璧德授）、“近世文学批评”（白璧德授）、“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白璧德授）、“法国文学批评”（白璧德授）、“18世纪及19世纪各体小说”（B.Perry授）、“各体戏剧”（G.P.Baker授）等。

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开设“中西诗文比较”“文学与人生”“翻译术”等比较文学课程。据中国人民大学茅于美教授回忆，她在西南联大考入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吴宓作为导师，开的课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可以肯定地说，那时在高校开比较文学课的，全中国大概只有吴宓一人。他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意为“先知”）普罗米修斯把天火送给人类一样，把比较文学知识给予了莘莘学子，给予了中国文学界。

其次，吴宓用源自美国的小说理论，重新解释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1919年，他在美国中国学生会的演讲《〈红楼梦〉新谈》，是按哈佛大学麦戈耐迪尔教授“小说杰构六长说”（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作为理论武器来分析的。他所持的义理派红学观点，不搞考据索隐、自传说，而注意《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这一观点便源自比较文学理论。对《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他特别喜欢宝玉与紫鹃。1947年吴宓到西安讲《红楼梦》时，当时做记录的中文系学生，现为兰州大学外语系教授水天明回忆道：“遗憾的是，我的记忆中他那次还专门讲了一次《红楼梦》中的紫鹃，并由我整理了他的旧稿，用‘论紫鹃’的题目，送一家报社发表，这个稿子始终没有查到。文章的最后两句话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是的，紫鹃这样一个心地善良、忠贞不渝、知情达理，为自己敬爱的姑娘献身的少女，确实有着吴宓整个人格的缩影，吴宓以她作为别人打开自己心扉的金钥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

再次，吴宓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开设比较文学课程，首创之功，彪炳后代。吴宓在东南大学开“中西诗之比较”课程、在清华大学开“中西诗文比较”课程，其讲义现已不可得，我们只能从有关著作中看到他的观点。在《希腊文学史》中有《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比较》，吴宓提出：希腊史诗与中国弹词近似，其共同点达12个之多。主要有：二者的内容同为“英雄儿女”，战争与爱情；同为无名氏的作品，最初无定本，由盲人演出，用一种简单乐器伴奏；以叙述故事为主，语言介乎俗雅之间。因此，他主张用弹词的形式翻译《荷马史诗》。在《诗学总论》中，他比较了中西诗歌的韵律节奏，指出了希腊拉丁诗、英国诗和中国诗三者韵律节奏的异同。他还提出中国新体白话诗是仿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 Verse），而自由诗又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一个人一生有幸在这“三个第一”中占上一个，那就很令人欣慰。吴宓却把它们占全了，应该说这是吴宓一生不幸生活中的大幸。吴宓最得意的学生钱钟书在英国留学时，曾有一段话最能说明吴宓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钱说：“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从他（指吴宓）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学于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15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1937年3月7日信，载Tien Hsia Monthly Ⅳ：4（April 1937）427］如果把“他一人”视作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又一“第一”，那吴宓就享有四个“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