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好书，与书相伴
对于一位读书人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写书、读书、编书，藏有万卷自己珍爱的书。吴宓的一生，可以说与书相伴。
少年时代的吴宓就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读书，而且非常喜欢写书、编书。1909年，年仅15岁的吴宓便与他的表兄胡文豹等创办《陕西杂志》，该刊由西安公益书局印行，成稿三期，终因经费不足只出了一期，这可以算是吴宓平生编的第一本杂志。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军国民》（第一回），小说以日俄战争为素材，反映出文学少年的忧国之情。这年暑假，吴宓将自己的诗作，共计60余首，编为《雨僧诗稿》。
进入清华后，吴宓犹如一位久渴之人遇到甘露，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写诗、作文，表现出超人的才华，还在当时《清华周刊》上开辟栏目，被誉为“清华一支笔”，发表了很多相当有影响的文章。后来，他把较有影响的《余生随笔》之文附在自己的诗集后。
正如白居易总结自己“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一样，吴宓一生因《学衡》而成名，也因《学衡》而招致祸患。1921年8月，27岁的吴宓回到祖国，深受白璧德人文主义影响的他，对祖国传统文化是那样珍爱，出于“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目的，吴宓与同仁们于1922年1月1日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吴宓自任总编辑，为这一杂志，可以说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学衡》编辑、撰文都无报酬，他不但挣不到钱，而且还要经常贴钱，但为了保留祖国的优秀文化，吴宓默默地辛勤工作。《学衡》正是有像他这样的谦谦君子，才能在艰难的情况下得以生存。直到1933年，因《学衡》在南京的编委提出将刊物交付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吴宓在编完第78、79期之后正式辞去总编辑职务，从此，《学衡》再也没有出版一期。吴宓既是《学衡》的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他在《学衡》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术论文。正由于《学衡》，他一直被视为反动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但也正是由于《学衡》，才使人们在时过半个多世纪后更加意识到他思想的精深、人格的高尚，“是一个真正的人”（季羡林语）。
1928年，34岁的吴宓正处人生精力充沛时期，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只要有利于弘扬祖国文化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尽管此时他在清华授课任务较忙，还要编《学衡》，但他仍欣然同意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聘请，出任主编。从1928年7月2日起到1934年1月1日，共编313期，除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游学欧洲期间请浦江清代编第134期至第194期外，其余均由吴宓主编。
他在编稿中能以一位编辑的公正之心对待稿件。当他的好友徐志摩遇难时，他便立刻请叶公超撰写哀悼文章，在1931年11月30日他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刊登。12月14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可以说是悼念徐志摩的专刊，他刊登了胡适《狮子》等赞颂、悼念徐志摩的诗文，也登了对徐志摩有责备的文章，如杨丙辰投稿的《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正由于此文，吴宓也遭到徐志摩朋友们的指责。吴宓对此事的看法是这样的：“由我的理智看来，此实精到之论，然而杨君责备志摩离婚等等都是‘好玩’，凡是受过雪莱影响、身历人生困苦的人，谁不为志摩同情而哀悼呢？我个人心中确是袒护志摩；然而编辑的天职，遇有好文章，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急为刊登。我一生处处感觉Love（所欲为）与Duty（所当为）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结果，我便于1932年1月11日的《文艺副刊》栏中，登出杨君之文；同时又登出方玮德再谈志摩的一封信——是赞美志摩的。”
再比如，他同爱国诗人王荫南的友情，是由他在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而结下的。
1935年，41岁的吴宓终于编辑完自己的前半生作品集，即《吴宓诗集》，该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他从1908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古体诗991首，词25首，卷末附录了他在《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评诗论文27篇，以及《余生随笔》《英文诗话》和《空轩诗话》等，可以说，《吴宓诗集》是他前半生创作、研究的总结。
吴宓一生在读书、教书中度过，一辈子同书打交道，他写下大量的讲义，如《世界文学史大纲》《中西比较诗学》《英国浪漫派诗人》《欧洲小说》《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在他71岁高龄时，仍然克服困难结合教学编撰了《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发展变化）简表》等讲义、论著。足见他终生勤奋好学，实为一代楷模。
早在清华执教时期，吴宓就主张培养学生做“博雅之士”，要求学生专心于学问，以成为饱学之士为荣。因而，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吴宓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终生不慕虚名，不入官场，总认为“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不管时世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是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自己钟爱的书。
吴宓是一位为人讲究真诚的人，他常常总结自省，他登在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思想检查”，尽管是在外在迫使下不得不写的文字，但仍然透过文字表现出他那颗真诚的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文中分析了自己一生喜好中国文化的思想轨迹，讲明他读书的经历。可惜，这篇文章不是以谈读书经验的口吻写出，而是以批判自己的笔调写成，因而更具有几分令人感伤的悲剧色彩，也因此增加了此文的魅力。现摘录有关他读书和钟爱中国文化的段落以飨读者。
（一）
我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多年浸润在旧礼教旧生活中，所以我有极深的封建思想。而我自幼喜读旧书，自四书五经至小说笔记，所读极多。这都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法规与生活写照，我却极端地迷恋、向往、憧憬着。我自幼未历贫苦，“不辨菽麦”，虽7岁以前长住乡间，7岁即旅行由陕至沪，而丝毫不知观察农民以及舟车负贩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情形；社会中的人情世故我亦不留心，只是钻在书中，走入一个空虚的理想世界，完全脱离了现实。而且我将中国旧书所明白揭载的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暴乱残酷丑恶方面，故意不去注意，“眼不见为净”。只要看着、想着其中我所佩爱的那一部分，譬如尧舜禹汤以至孔子孟子，我认为全是真的最好的人物模范，下而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等，虽是小说虚造，亦认为比真的人物更完美，更值得欣赏爱慕。类此，我把《周礼》（《周官》）一书，认为是中国古代所曾经实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写真，可以说是纲举目张，对人民福利关怀的无微不至。这样，我以虚幻的想象，造作的感情，唯心论的主观，把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与文化，完全理想化了。我只倾心注目于我所造的图画影片，而不知不看中国古来以及现今的实际情形，自然无所谓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与阶级观点。在具体的事物中，我最爱中国文字之美，我亦爱中国的山水画人物画，却亦爱街市商店中所陈列的手工制造的物品，认为都是中国历史的遗产，中国文化的结晶，这些都应当珍贵、爱护、保存，并且继续发展。但不知这都是数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与劳动的结晶。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阶级统治，任何现实情况之下，去努力保存并发展中国文化之好的部分，好的方面（用不着摧毁反动统治），至于那坏的部分坏的方面，自然会消灭的，不劳我们去注意的。我甚至假定说：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我又说：大多数人都溺于实际，喜作政治活动，只有极少数人才知宝爱理想的文化，愿为文化尽力，我便是其中之一人了。以上是我的封建思想的国粹主义。这由于我的地主家庭出身，亦由于我所饱读的旧书全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制度的产物。这种封建思想的国粹主义，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是我一生最主要的思想。我后来在我所主编的七十九期《学衡》杂志中，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他处所表现的，全不外乎此。《学衡》杂志在五四运动后，提倡文言文与旧诗，并主张要尽可能地保存旧礼教旧道德，在当时确曾阻碍了革命与进步，为顽固派张目吐气，间接拥护着那时的封建统治。《大公报》本系官僚资产阶级吴鼎昌等所创办，该报标榜言论自由独立，实则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利用，终于强迫收买。我为之主编副刊，自然亦是提倡封建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了。此外，我作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亦极力发挥我的国粹主义，反对琐细事物的考证研究，虽未能畅行其志，不久便被迫辞职。
（二）
我所受的教育，是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我在清华学校肄业6年，毕业后在美国留学4年，后来又在英国留学1年。在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连西南联大时期）近20年。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办，而间接受美国人管理的学校。我作学生时，校中师生讲的全是英语，唱的是美国歌，美国史和美国公民学列为正课。举此可知清华师生所受崇美思想熏染之深了。我在美国，追随“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先生，认为他的学说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他并且明白斥责当时的美国政治是“颓废无力的帝国主义”而将趋于衰亡。但实际是因为白璧德教授的学说，提倡“人类之公性”；表明“人性”与“物性”不同，尊崇希腊的唯心哲学，兼取中国的儒教与印度的佛教；强调古典主义文学之道德与纪律等等，都与我的好古保守、唯心理想的倾向相合，都与我原有的封建思想国粹主义水乳交融，所以我热烈地接受了。这样，我在留学时期所吸收来的，是西洋的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现代欧美资产阶级维护他们的残酷的剥削与统治所凭藉的学说，亦即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所利用的文化宣传资料。此外还有一般的英美式政治社会思想，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改良主义，我都饱吸满载而归。归国后，便在我所主编《学衡》杂志中，《大公报·文学副刊》中，作了多年的发挥与宣传。这样，我虽自命为一贯超然与中立，以为我未曾加入任何党派，《学衡》杂志未收取过分文稿费或津贴，而且自己曾捐薪水作经费，实则，在工作与思想上，我多年很用力地为中西反动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服务，为唯心哲学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作宣传，阻碍了进步与革命。所以我的地主阶级出身，与我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是殊途同归，相得益彰，两方面有同样的恶果，而更加重了我的责任与罪过。因为，很多读我的文章的人，认为我是学贯中西，知此知彼，既然亚里士多德同孔子都主张中庸，既然英法古典文学亦注重“君子”人格的模仿，岂不是《论语》《礼记》以及人谱类记五种遗规等书更应当熟诵而实践么？我曾被誉为“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又曾被人作剧本嘲笑为“新学究”。此等事正可说明我曾挂着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招牌，在制造着贩卖着双料加工的思想毒素，比那漂亮时髦的“新人物”，比那迂腐呻吟的老学究，种下了更深远更广大的恶影响。……我鼓励学生多多读书，成为“博雅之士”，我曾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的论文，注重琐细事物考证。我喜爱“天才”的学生，而轻视成绩中等下等的学生。更常说中国古代和西洋中世纪如何地美好，英法德美等国学术文化如何的渊深，并称赞英国政治上的思想自由，社会中的合理秩序等等，用这些伪说妄谈，麻醉了青年心目，助长了反动统治政权声威。特别是我个人，在教课中提倡人文主义，讲授超政治世界文学史，事实材料极为详备，而毫无思想批判。我又时常表现出，我喜爱欧洲18世纪以来的和平改革运动，而厌恶那激烈的流血革命斗争，即是，我一贯提倡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即是英美式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抗战前，我在清华对学生运动，不参加亦不反对，对当时所谓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我一律平视，又曾在教授会中发言，自许为中立，不偏不倚地支持张奚若亦同情张申府，我又最喜谈雪莱式与托尔斯泰式、罗曼·罗兰式的博爱与人道与儒家的仁德，佛教的慈悲结合，于是主张止杀与息争，无标准地反战、主和。甚至到了1949年春，我还赞成那种划长江为界，让国共南北分立，和平竞赛的荒谬主张（实是国民党缓兵之计，苟且求存的一种策略）。像我这样愚蠢的错误，完全不能认明敌我，划清界限，都是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所给我的病毒。在检讨起来真觉得不寒而栗了。
（三）
我出身封建地主阶级，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然而我的性情与我的生活方式却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对事对人，喜用感情，缺乏理智的判断与意志的坚持。……同时我还有一种毛病，我注重文学与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我喜谈恋爱。这其中有三种错误的，虚幻的，乃至不健康的思想成分。第一是中国风花雪月的旧诗词与才子佳人式的旧小说。第二是西洋浪漫主义文学如歌德、雪莱、缪塞等诗人之爱情观，加上中世纪骑士文学所产生的堂吉诃德先生精神。第三是英美通行的男女交际及当时所谓新家庭新人物之礼俗习尚，例如认为太太必须能说英语法语，能与外国人交际应酬等。总之，这些思想成分，都是有闲阶级的，都是虚幻不合现实，恶劣，乃至十分可耻的，而其发展之终极，直到资产阶级的高度奢侈享乐腐化生活，与利用势力霸占，强取豪夺，视女子为美丽商品，而许多所谓交际花，名媛闺秀，亦甘为“花瓶”“玩偶”而不自惜……我这种生活涉历，有两个实际的结果。第一是1935年出版的《吴宓诗集》，这是一部旧诗集，我的文学传记。当然以象牙之塔中的我自己为中心，分析情感，抒写性灵，整齐的韵律，美丽的词华，然而全是违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以工农兵为题材与对象的人民文学。现在看来，自应拉杂摧烧，不敢示人。然在出版后多年中，诵读并欣赏甚至摹仿《吴宓诗集》的青年亦有人在。我在思想上毒害了这些青年，自应在此坦白地承认不讳。第二是我在昆明、成都、武汉等地，屡次为人讲说《红楼梦》。虽未售票敛钱，有时亦隐寓道德之教训，暗指时政之得失，然而正当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将成功的时候，我却作此演讲，以娱乐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结果是把许多来听讲的男女青年，引离革命的现实而趋向于享乐腐化。这种麻醉青年举动，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是有利的。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
吴宓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正如温源宁所说：“悲哉雨僧，你是那样孤芳自赏、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僧对自身也没有了解。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雨僧为人坦白无伪，所以此点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见。”（《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1月25日英文版，林语堂译）这段话揭示出造成吴宓人生悲剧的缘由。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留学美国，白璧德的理论使他完全投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怀抱，从而自觉追慕孔子人格。然而，他性格中的浪漫特质使他更易于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使他又钟爱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从而又熔铸了他重视个性的浪漫气质。这两种巨大的洪流集于吴宓一身，于是形成了他道德观上崇尚传统，个人感情上又重个性，表面上似乎矛盾，实际上归于真诚的人格特征。
吴宓的悲剧，既有他个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他终生追寻孔子的君子人格，他的遭际也同孔子类似。孔子曾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他活在人世时曾“累累若丧家之狗”，但死后却千古流芳。吴宓也是这样，成名于《学衡》，遭毁于《学衡》，但他一生“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终守善道，既不从政慕官，也不求利索财，就是要做一位堂堂正正的读书人。当他垂暮之年双目失明，神志昏迷时，他仍然呼喊着：“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在这叫喊声中，饱含着一代学者一生的酸甜苦辣。当年的翩翩学子，饱览经书，满腹经纶，28岁就当上了教授，一生忙于授业、作文，编《学衡》、办《大公报·文学副刊》，而今几多往事，化为云烟，只有在昏迷中呼喊，这是他对一生未竟事业的遗憾，对所受种种不公平遭遇的愤慨！正如南荪先生所说：“‘我是吴宓教授’是已经感到就要与人间永别时用生命的最后一股力，用最后的一口气息宣布自己的人格。”（《追怀老师吴宓教授》）
历史总是能做出公正的评判。蒙垢几十年的吴宓，总算等到了洗尘之日，他那正直的人格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学子。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我们才从罕见的材料中搜寻出一些有关先生读书、为人的文字，聊表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嵯峨巍巍，泾水汤汤，先生的精神将同他家乡山水一样，永久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