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识，才气卓绝

吴宓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他以擅长讲《红楼梦》为世人所称道。听过吴宓讲《红楼梦》的人，无不为他对该书的滚瓜烂熟而惊异。不仅大量的诗词倒背如流，甚至一些章回的段落也能背出。《红楼梦》这部著作似乎已烂在他肚子里，溶化在他血液中了。

吴宓良好的记忆力源于两方面：一是先天的遗传，即天分。吴家是世代书香，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学习方法特别强调背诵。吴宓的祖父、生父和嗣父，都是那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人，读和背是他们学习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种遗传基因和环境气氛，不能不给少年吴宓以影响。二是后天的努力。无论国学、西学、中文还是外文，在学习过程中，吴宓都注意背诵。初进清华，吴宓的英语成绩并不好，只因多读多背，迅即赶上，跃入同学的前列。辛亥革命后，清华停办，他一度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因教学时强调背诵，多年后他仍能背得出任课美籍老师Dr.Throop所教《新约·路加福音》中许多段落，并受益终身。《圣经·新约》成为他最爱读之书，并对他一生有巨大影响，后来他不无感慨地说：“此时之功也。”1913年，在清华偶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3卷12号，其中一篇小说引用陈钟麟所作《红楼梦曲》（七古），集唐人诗句，综述《石头记》全书内容，凡数百言，吴宓甫经接触，即能成诵，老来仍能记住原文。他还发现：“唐人之诗，多写生活。宋人之诗，多写思想。故集唐诗可述说《石头记》全书故事，若集宋诗则不能也。”（《年谱》）

吴宓十分重视自编年谱。这部年谱，如同十卷《吴宓日记》一样，是“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珍贵记录”。自20世纪60年代起，吴宓即倾尽全力于编写工作。这部年谱，起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即吴宓出生之年，迄于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前后31年，叙述其一生经历及感想，是一本编年体自传。后这项工程受到严重破坏，手稿多次被抄走，又多次重写、补写，全凭吴宓惊人的毅力、记忆力和背诵默写能力，才能完成，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这本年谱，载有吴宓童年时期的回忆和感受，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在美国留学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以至于回国后在东南大学教学、创办《学衡》杂志的丰富经历，十分翔实、生动与具体。《年谱》中提及许多人和事，这些人的姓名、别号、籍贯、出身、学校、任职单位、通讯地址，无一疏漏。他自注：“多年中撰写，1970年编订成册。”我们读后，真得感激吴宓神奇的记忆力，这记忆力应该归功于他的喜读、爱背。背诵之功，功莫大焉！

吴宓不仅对自己，对所教学生也十分强调熟读成诵。北京大学英语系王岷源教授回忆1930年至1934年间，他在清华外文系受教于吴宓时，谈到吴先生讲授英诗，大力提倡背诵，特别是名篇名句，鼓励和要求学生能读会背。后来他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以第一名录取。考英诗这一学科时，有一试题要求默写出一首有名的英诗，全文或部分，愈长愈好。他默写的是Keats（济慈）的Endymion开头部分。从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起，大概写出了三四十行，得了高分。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吴宓虽然作为“白旗”被拔，不再登上讲坛，但对他心爱的学生，如周锡光，在指导学习方法上，仍要求注意背诵。他说：“我在学习上主张首先是背诵。我能背诵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全部剧文。”（周锡光《追忆吴宓教授》）

陈寅恪先生自1919年即与吴宓交往，唱和诗歌甚多。陈的习惯是，以诗稿示吴宓等后，不得抄存，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殊不料这些诗作，吴宓皆能背诵，如《吴宓诗集》中所录陈寅恪《游威尔士雷，即赠汪君典存》一诗即是。因此，陈寅恪的一些诗，是通过吴宓的回忆写在自己的日记或著作中，才得以保存，留传至今，此实为近代中国文坛上一件奇事与佳话。吴宓之女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此类事例甚多，兹不赘述。这里，我们由衷感谢吴宓这位有心人，靠着他神奇的背诵功夫与记忆能力，使一些名人（包括陈寅恪）的诗作留传下来，避免了失传或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