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之士”的教育范式
1928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成立，吴宓主持工作，负责确定办系方针、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他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经验，提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取得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博雅”教育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啊！这种教育范式不仅是办学的宗旨，而且也是一种风格、一种体系。“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博雅”全面结合，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也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浓缩了吴宓整个教育思想。这种“博雅”教育思想，在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已初见端倪，至此趋于成熟。吴宓为之奋斗终生，倾注了全部心血。
根据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吴宓提出了“课程总则”三条如下：
（一）本系课程之目的，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二）本系课程之编制，本于二种原则，同时并用：其一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其二，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
（三）文学而外，语言文字之研究特为注重，普通功课皆以英文讲授，而选修德、法文者，在本系须续修4年，以得专长，而求实效。
（《会通派如是说》）
这些大原则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会通，新旧文化的熔铸，而不是二者的对立，更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应该“互为介绍传布”。除了中西会通、古今会通，吴宓还注意文理会通。清华大学外文系一年级总学分为30分或28分，除国文占6学分、英文占8学分外，逻辑、高等数学或微积分（择一）占6学分或8学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或普通生物学（择一）占8学分。值得注意的是，吴宓特别强调外文系学生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学根基：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会通派如是说》）这里突出的仍然是中西结合、中西互补、中西会通。如前面谈过的，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率先举办国学研究院，重视对西方文化作精深的研究，与外文系特别重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
1990年7月，笔者与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吴宓的及门弟子、外国文学大师李赋宁教授，西安外院孙天义教授一起，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会后，陪同李赋宁去西安外院，给学生做学术演讲，介绍吴宓当年在清华外文系实施“博雅”教育的经验。会上鸦雀无声，学生全神贯注。当李先生讲到他在清华外文系念书时，给自己教中国语文的是朱自清，礼堂内爆发出巨大的一声“呀”以后，接着是热烈的掌声和啧啧的羡慕声。现在的学生对朱自清虽然知之不多，但《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学过的，他们怎能不发自内心地倾佩吴宓的远见卓识，羡慕李先生上大学时，有那么好的中文老师呢？
清华外文系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如一年级的“大一英文”一般由有经验的教师用英文讲授，课堂提问计入平时成绩，每周有作文，老师认真批改。课本内容深，教学进度快。高年级各门课均有大量的课外指定读物，不仔细看完，无法听课。毕业标准也极严，以研究部为例，从1929年起，每年招2至3名研究生，直到1935年，仅田德望一人毕业。从1929年至1937年，八年之内，仅三人毕业。
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这样评价作为教育家的吴宓，认为他的最大贡献是：“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纠正了支离、片面、空洞、肤浅、兴趣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偏差和缺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语言和文学的专门人才。”（《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一些堪称“国宝”的外国语言文学大师。英语方面如钱钟书、曹禺、王佐良、许国璋、杨周翰、李赋宁；德语方面如季羡林、杨业治、陈铨；法语方面如吴达元、盛澄华；希腊文方面如罗念生等。我们还不可忘记，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时，还造就了吕叔湘、向达、浦江清等人，他们在语言学、史学、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贡献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总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外国语言文学界执牛耳者，很多出自清华外文系，出自吴宓先生门下，他们都是真正的博雅之士。人们常说，清华之于中国，犹如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功不可没！这“功”里也流着吴宓的血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