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我第一次知道“吴宓”这个名字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堂上，只知道他是守旧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印象。真正与吴宓先生结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当时，我在陕西师大外语系工作，主修比较文学专业。1988年4月，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召开首届年会，名誉会长是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他专程从北京来赴会，并做了“怀念恩师吴宓先生”的报告，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时我才知道吴宓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后，连续参加了四届吴宓先生学术研讨会，也写了四篇有关吴宓先生的论文，细读我校图书馆馆藏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吴宓诗集》及《学衡》杂志，对吴宓先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正因如此，我便慨然应诺撰写吴宓先生的读书生活，作为“万卷书蠹文丛”的一册。因时间紧，为确保按期完成任务，我请蔡恒先生写了部分稿子。蔡先生对吴宓非常崇敬，自觉追慕吴宓，故欣然同意。可以说，此书寄托着我们对吴宓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吴宓先生的一生很简单，他说他一辈子就是和书结缘：读书、写书、教书、编书、藏书，与书而眠，伴书而生，他是一个痴情的读书种子。在《余生随笔》里他告诉他的学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书方法，但必须做到五到：眼到、耳到、口到、心到、手到，即为治学之要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家，“余以为，吾辈为人师者，应不止于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尤应鼓励诸生勤奋治学，开阔学子眼界，培养终身好学之良习”。吴宓给他的学生周锡光分别留言写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读书”。吴宓先生这样教育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终其一生，吴宓先生是一位充满矛盾、毁誉参半的人，正如他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所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但有一点，大家对他的认识达成共识，即承认他为人真诚。吴宓先生说：“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恋爱尤痛感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周锡光《追忆吴宓教授》）他的这种“真诚”在当下社会更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用我在2004年第四届吴宓学术研讨会时写的《祭吴宓先生文》作结语：
维2004年12月20日，参加纪念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暨吴宓学术讨论会全体后学谨以鲜花薄醴之仪，敬祭于先生之陵寝。且曰：
夫才以学高，名以德扬。先生秉泾水之郁秀，兼秦地之地灵；幼承庭训，博览经典；服膺仁义，心存天下。以“堪笑井蛙言大海”之壮志，东出潼关；凭“愿从赤骥走风尘”之豪情，勤业清华，博古通今。继而负笈游学，精进哈佛。师从白璧德，传承新人文；树蕙清华园，培养“博雅”士。学界奉为宗师，四海尊曰泰斗；桃李遍及天下，门人享誉寰宇。
先生立身，磊落真诚；不趋时尚，特立独行。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圣贤。弘扬中华文化，奋力于昌明国粹；创办《学衡》名刊，会通乎中西熔铸。呜呼！兰薰而摧，玉缜则折。先生虽屡遭诋毁，终孜孜不改其行。四凶肆虐，殃及孔孟，“宁可杀头，也不批孔”，卓尔不群，石破天惊。
先生乃布衣学叟而襟怀坦白。乐于助人，勤于育人。视富贵官宦若浮云，奉硕学真才为珍品。不慕虚名，不尚浮华，唯彦俊是惜，后学是爱。诚可谓志华日月，声溢金石；德存华夏，求仁得仁。呜呼！昊昊苍天，何以独歼明懿？幸喜阴霾尽扫，神州重光。先生之奇节，于今尤显；先生之卓识，后世益明。览遗籍以伤怀，思仪容而动情。故而颂曰：
嵯峨巍巍，若先生品节之高尚；泾水汤汤，载先生令德以用漾。
忍哀陈馈，惟祈鉴歆！
是为后记。
高益荣
2018年3月12日
于陕西师范大学景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