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基石

人文主义又称人道主义，14世纪兴起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意大利，15至16世纪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理论武器。它肯定和注重人、人性，要求在每个文化领域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薄伽丘和法国的蒙田等。后来，人文主义在西方形成了众多派别。其中，培根派也叫功利派，卢梭派又叫情感派。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指出，这两派只知追求物欲，而不注重人们内心的道德修养，这样将使人类愈来愈失去自制能力和精神中心，久而久之，整个“人类将自真正文明，下堕于机械的野蛮”（《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因此，白璧德提出了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注重人性，使人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人们称之为新人文主义。

白璧德作为20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泰斗，与穆尔（Paul Elmer More）齐名，学问博大精深，著述甚丰。他认为当时整个西方社会物质虽然十分发达，但是，人变成了物的奴隶，成了物的异化，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各国各民族之间又互相残杀不已，争斗不止，这样，科学的发达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倒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囚杀人的桎梏刀剑。在这种情况下，白璧德抱着救世危难的宗旨，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观点。

白璧德首先强调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与人文主义（Humanism）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以泛爱人类代替一切道德”，“几专重智识与同情之广被而不问其他”（《释新人文主义》，《学衡》第34期），像德国大诗人、大戏曲家希雷尔（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纳众生与怀中，接全球以一吻”就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而后者“其爱人也，必加以选择”，强调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各种规范与德行，强调使人不同于禽兽的自觉的“一身德业之完善”。这样，白璧德将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从含义上作了严格的区分，纠正了时人将人文主义作为人道主义别名的做法。

其次，白璧德针对人道主义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提出了挽救时弊的两条措施。第一，倡“人事之律”。所谓“人事之律”，就是要求人有理性和道德意识，崇尚和平，遵守纪律，有秩序，循规矩，抑制私欲、个性与自由，用古今中外有关个人内心修养的道德规范培养自己、熏陶自己、约束自己。这种“人事之律”是人类长期历史经验和智慧积淀而成的，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外部标志。他认为，在20世纪，人类社会除“物质之律”外，更重要的是“人事之律”。因为受科学发展的影响，人类沦为了物的奴隶，丧失了真正的人性，现在要使人成为人，必须昌明“人事之律”，并以之为天职。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完善，否则，将会堕入一种任性纵欲的野蛮生活。第二，行“人文教育”。所谓“人文教育”就是“教人所以为人之道”，这种“为人之道”应“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中而归一之”。白璧德强调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和孔子为模范，以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强调压抑感性，提升自我，这样才能保持和提高人性。

这种新人文主义观点，使白璧德能站在世界文化会通的高度来看待一系列文化问题。他认为，当今的文化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为物质科学的发达已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变化。他主张应以“中和礼让之道联世界为一体”（《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1927年），促成一个“人文国际”。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可以“形成我们谓之智慧的东西”，并具体指出，“孔子以为凡人所同具”之“自制之礼”，与“西方亚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义之哲人其所见均相契合者也”，“凡愿成为人文主义之自制工夫者，则成为孔子所谓君子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甚沈毅之人”（《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1927年）。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力攻形式主义之非”的时候，“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旧文明之精魂也”。否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梭以下之狂徒”。为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他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留美学生中至少应有百人“潜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渊源”，“在中国国内各大学均宜有学者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士多德之伦理学比较讲授”。在美国各大学，也应该“聘胜任之中国教员，讲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又主张，中国留美学生应学习巴利文，“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望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8期，1927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西学问联为一体”，形成“最完美之国际主义”。

1917年秋，吴宓赴美后，原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后来，因倾慕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又受到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后转到哈佛大学的梅光迪先生之邀，于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师从白璧德。

对于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核心的新人文主义，吴宓是深为服膺的。他认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又说“欲窥西方文明之真际及享用今日西方最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义”（《〈穆尔论现今美国之新文学〉译序》）。他声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点不仅契合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思，而且使他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曾说：“（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集·空轩诗话》）因此，回国后不久，他即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宣传新人文主义，发表了一批译著和介绍新人文主义的文章。

吴宓不仅大力宣扬新人文主义，而且将新人文主义作为救世之道的唯一良方。在《论事之标准》一文中，他说：“今日救时之道，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吾对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诸问题之意见，无不由此一标准推衍而得。”因此，他运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吴宓认为，对于文化不能用新、旧来加以区别，以为凡是新的都是好的，旧的都是腐朽的，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新者绝少”，而所谓的新“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所以“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同时，新、旧是相对而言的，昨天是新的东西，今日则成了旧的东西，而“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文化学术都是“就已有者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因此，他认为在文化问题上，不能依据进化论的“新必胜于旧，现在必胜于过去”的观点，因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相同的，“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他主张应“博极群书，并览古今”，反对仅仅局限于“新”“旧”与否。吴宓的这种主张，代表了“学衡派”对待文化传统的主要观点，注重了解和拥有世界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追求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这种胸襟显然是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派所无法企及的。

在如何利用西洋文化来构建中国文化的问题上，吴宓主张对西洋文化要有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有所选择。只有选择精当，才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夫西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如果对西洋文化“未加深究，不知审慎选择”，“犹如西晋清谈，南唐词曲，终不免导致亡国之祸”（《再论宗教问题编者识语》，《学衡》第5期，1923年）。而选择的标准，应取决于少数贤哲，而不要依附于众人之好恶。“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这实际上也是学衡派标榜的引进西学的标准之一。另一位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说：“被引进之本体有正当之价值，而此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依据。”（《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学衡》第8期，1927年）因此，吴宓不满意“全盘西化”派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认为他们是“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飨我国之人”。

要想构建中国的新文化，吴宓指出，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一方面，要研究中国古今文化，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对西洋古今文化“亦应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只有对中西古今文化全面彻底地研究、了解，才能使之融会贯通。“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他提出，目前应当着重研究孔教、佛教、希腊罗马的文章哲学及耶教（基督教）的真义。他说：“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然后，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这样便可做到“国粹不失，欧化也成”，也就可以造成“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的新文化运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文化，才既不同于原来的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又保存着原来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即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是一种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价值的文化。吴宓的这种文化建设理论，完全超越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体用”模式，在文化理论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当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