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一支笔”
1911年，17岁的吴宓步入了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对于一个来自西北偏远地区的学生而言，能进入清华是多么的荣耀。吴宓非常兴奋，下决心要刻苦学习，认真读书，以报效祖国、家人的养育之情。
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的“游美肄业馆”，它从全国各地选拔优秀学童，可以说，能进入清华学堂的都是各地的佼佼者，如吴宓的同学梅光迪、汤用彤、刘永济、刘朴、吴芳吉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做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事情。例如，当时的清华学生课外组织非常活跃，各种竞赛、联谊活动频繁，吴宓所在的中等科四年级（1916级，亦称丙辰级）又是全校人才最多、思想最活跃的年级。第一个学生社团“中四英文文学讨论会”（Fourth–Year English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就在他们年级诞生，很快，它就向全科扩展，改名为“益智学会”（Useful Knowledge Society），从主席以下各种主要干部都是他的同学。他们又创办了全校第一份刊物《中等科评论》，后改名为《益智报》，总编辑由他的丙辰级同学担任。之后，“益智学会”又向全校扩展，改组成“达德学会”。在清华的校史上，它是第一个全校性的组织，他们的活动成绩非常突出。接着，丙辰级的学生活动进入辉煌时代，等他们到了高三级时又办了三个全校性刊物：《清华周刊》《清华学报》和《清华年报》。六年的清华生活，吴宓觉得非常充实，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办实事”，完成“课外作业”。吴宓除担任班长、室长外，还曾担任过《清华学报》的编辑。繁忙的编辑事务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反而使他创作热情勃发。在清华六年，他是班里的“秀才”，校园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也是清华园里的“一支笔”。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进入清华“如鱼得水，写作更加勤奋，在名师的指导下，文才大进，诗词就写了200余首”。这些诗题材广泛，视野广阔，情趣高雅，表现出年轻诗人卓绝的才气和对社会关注的责任感。尽管诗的内容较杂，有些篇章显得稚嫩，但却真诚地表现出他在这一时期的真实心境。如他在《吴宓诗集·清华集上》序中说：
夫诗词文章，时时习为之，可以涵养性灵，可以发抒情感，又可寄托高尚之思想，壮美之精神。
因此，不管是写景、咏史，还是针砭时弊，无不表现出诗人的真情实感，如《晨发临潼》：
鸡声驿馆梦日早，曙色熹微日出初。
一片青山送客子，三边云盖护征车。
骊宫峰冷晓寒重，野店霜严人迹疏。
夹道依依杨柳岸，长安西望意何居。
诗人抒发经过临潼时由眼中景色引发的感慨，诗句清新，表现出年轻诗人深厚的古诗功力。再如《太华》《潼关》《洛阳度岁》《钜鹿怀古》等描写了他从陕西进北京一路所见引发的情感。
吴宓说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行、所受”，尽可入诗。进入清华后，吴宓不但诗作倍出，而且对诗的理解更加深刻，如他写的《论诗绝句》就很有见解：
（一）
风雅原从至性生，美人香草尽闲情。
杜陵忠爱谁能似？千古争传诗史名。
（二）
老气横秋未易参，低徊余子顾停骖。
咸阳戍士何为泣？胜概终输陆剑南。
（三）
谁按宣城步盛唐，毫端剑气裹珠光。
蓬莱缥缈非人世，难与凡夫道短长。
（四）
玉谿才调本殊伦，刚健装成婀娜身。
一自西崑竞酬唱，雕虫未免误诗人。
这组诗颇像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诗人品评诗人，很有独到之处。
除了诗歌，此时最令清华学堂同学佩服的是吴宓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敏锐，表现出一位富有责任感的青年对社会问题关注的热望。如1915年夏，他为《清华周刊》第一次临时增刊所撰写的“引言”，他结合当时教育界存在的弊端，谈论教育的功绩和清华学校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教育之功，成德达材之事，不綦难哉！无精神无系统，不足以语于是；毁瓦画墁，不能为良工。为山止篑，不能称完事，教育之成绩，必表里精粗无不到，身心体用无不明。综明核实，贯始彻终，乃有一日之长可言，得寸乃思进尺，持盈以当保素，鉴往追来，求树风声，而淑世俗，其亦艰巨之极者已！
接着他述说了我国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
我国之有学校，十余年来事耳。戊戌以后，百事草创，规模不具，厥后形式略备，而实是益缺。办学者藉毕业以求保案。学生则诵讲义以博分数。无师生之感情，无学问之希冀。其上者亦只能以文字美术之成绩取声誉于一时，所谓系统精神，遍中国不数觏也。至于前此，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纵饱西学，而不适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
然后他告诫清华学子们：
而清华学校，以当事诸公坚卓辛勤，筹画多方，独于风雨如晦之中，为有开必先之举，自民国元年四月始业，迄今三载，益求扩张，逐渐进步，毋骄毋缩，毋饰毋惰，学以为己，非以为人。而国内外声誉渐起，所谓新教育之系统与精神者，清华其庶几乎！
由此文即可看出吴宓对教育的关心，他一生从教，正是源于对祖国教育事业的热忱。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清华园孕育的。1925年，他正式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便是他实现教育理想的大好时机。1926年，他代理外文系主任，负责拟定办系方针和课程计划，他强调让学生多读书，做中西会通的“博雅之士”，他制定的“办系总则”为：
（一）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要求外文系学生学习一定要中西贯通，力争成为学者，既可学习西方文学，又可创作当代中国文学佳作，更重要的是为文养神，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正由于他制定的这一立意甚高的教学总则，清华外文系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35年夏，吴宓第三次任系代主任，他把这些思想系统化，在《清华周刊·向导专号》上写了《外国语文系概况》一文，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办系思想。他认为“语言文字与文学，二者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盖非语言文字深具根底，何能通解文学而不陷于浮光掠影？又非文学富于涵泳，则职为舌人亦粗俚而难达意，身任教员常空疏而乏教材。故本系编订课程，于语言文字及文学，二者并重”。
在谈到教学方法时，吴宓说：“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他特别强调加强学生习作的重要性。
关于外文系的课程编制，他认为：
力求充实，又求经济，故所定必修之科目特多，选修者极少。盖先取西洋文学之全体，学生所必读之文学书籍及所应具之文字学知识，故合于一处，然后划分之，而配布于4年各学程中。故各学程皆互相关连，而通体成一完备之组织，既少重复，亦无遗漏。更语其详：则先之以第二年之西洋文学史，使学生识其全部之大纲，然后将西洋文字之全体，纵分为五时代，分期详细研究，即（1）古代希腊、罗马，（2）中世，（3）文艺复兴，（4）18世纪，（5）19世纪，更加以（6）现代文学，分配于3年中。又横分之，为五种文体，分体详细研究，而每一体中又择定一家或数家之作品读细讲细，以示模范，亦分配于3年中，即（1）小说、近代小说，（2）诗——英国浪漫诗人，（3）戏剧、近代戏剧及莎士比亚，（4）散文——第二年级、第三年级英文材料以散文为主，（5）文学批评。此其区分之大概，复先之以全校必修之西洋史及本系必修之西洋哲学等，翼之以第三年之文字学及第四年英文（英文文法之史研究）等。翼之以每年临时增设之研究科目，如西洋美术，但丁翻译术等，可云大体完备。总之，本系学生虽似缺乏选择之自由，而实无选择之需要。因课程编制之始，已顾及全体。比之多列名目，虚张旗帜，或则章程学科林立，而终未开班，或则学生选修难因而取此失彼者，似差胜一筹也。
吴宓对外文专业设置的这个课程表，直到今天仍然对我国外语教学及外语专业课程设置有很大的裨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学生的阅读面太窄，而且大多数学校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教学的层面上，普遍轻视精美语言文学的教学，致使学生知识面窄，文学鉴赏水平差。更甚的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普遍中国文学根基浅，很难成为吴宓所说的“博雅之士”，能“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吴宓教育思想的精粹。
在清华上学期间，吴宓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在《清华周刊》（第48期—第72期）连载的诗艺文论《余生随笔》。这组文艺短论涉及面广，语言精练，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而言，实属难能可贵。文章显现出他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维。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诗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后来，吴宓从中选了34则编入《吴宓诗集》的卷末。
予意文章虽为末技，然非有极大抱负，以淑世立人，物与民胞为职志者，作之必不能工。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诗不以人废，而人且借诗以传。如荆公本经济家，初仅以诗文为余兴，然诗中往往见其胸抱之伟，足为后生法。以此旨读诗，则虽雕虫末技，亦可免于玩物丧志之讥乎……
（《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一》）
凡百文学，皆循进化变迁之轨辙。即诗之一道，欲其工切，必与其时代之国势民情，诸方呼应乃可。故居今日作诗，非洞明世界大势，及中国近数十年来之掌故，而以新理想、新事物熔铸于旧风格，则徒见心劳日拙而已，又尝论之，世界巨变，均多年酝酿而成，无起因于一朝一夕者。即如欧洲中世末造，文艺复兴，名系复古，实则维新。试以此例之中国，维新改革，则亦岂二三十年间事，新机之发动久矣。盖自清中叶以还，士夫言论文章，已渐多新思潮之表见。余所见最著者两人，一为龚定庵，一即赵瓯北。
（《赵瓯北诗》）
诗人异乎学者，不为专门考据之学。但非记诵精详、博学多闻，则其诗必空疏而乏材料，情志亦无所寄托，无由表现。又诗以文字构成。诗人乃以技术运用文字，而发生感人之魔力者，故诗人不可不精通文字训诂，由是，于诗于文欲略有造诣，必精小学。此不易之理。
（《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十》）
莎士比亚谓疯人、情人、诗人，乃一而三，三而一者也。中西古今世俗，莫不以诗人为狂人，讥嘲备至。一作诗人，几有为亲厚者所痛之情形。虽然，诗人岂真狂耶？间尝论之，浊世之人，以不狂为狂。盖叔季浇末，人趋功利，奢靡成风，诈术相尚。士或厕身其间，硁然惟道义风节为务，孤洁自赏，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众竞以狂目之。又或值国家多难，政刑堕废，江河日下。忧危心切，侃爽陈词，激愤著书，言人所不敢言，则众亦竞以狂目之。然其人岂遂狂哉？孔子谓狂者有所进取，犹愈夫狷。夫使一国之人，而皆醉生梦死，衣食而外无他求，逸乐之外无他事。其有不专于是者，则讥为狂夫。如是，则狂者更不得不狂。而其自誉为不狂者，吾见其殆已！古如屈原贾生，狂之最著者。次如杜少陵之伤世，陆剑南之忧时，狂也。唐衢善哭，陆云善笑，狂也。明徐文长以诸生而狂，得文豪为之作传，则其狂亦显。
然西方之狂者尤众。约翰生自谓其一生皆狂。致狂之由，则贫也，病也，学术禀赋也。
（《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十一》）
夫诗非有真性情、真怀抱者不能作。而以多读书，为储材植本之图。然诗词文章，均与一时之国势民情、政教风俗，息息相通。如影随形，如镜鉴物。苟舍社会，去生涯，而言诗，则无论若何之雕琢刻饰，搜奇书，用僻典，皆不得谓之诗。此古今不易之理，亦东西文学公认之言。昔人推尊诗史，亦以其善传时代之事物与其精神。而前辈教作诗，力戒拟古人某题。盖时易世变，纵得形似，已不免味同嚼蜡，殊何取焉？故居今日，而暗于社会情形、世界大势，或不熟悉数十年来国闻掌故者，即有别才，亦难进于诗。然诗意与理贵新，而格律韵藻则不可不旧。晚近诗界革新，而粗浅油滑之调遂成。是如治馔，肥脂腻塞，固不适口；纯灌白汤，亦索然寡味，则精炼尚矣。
（《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二十一》）
由以上摘录文章可以看出，清华求学时的吴宓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诗歌理论，他强调诗的社会功能，认为诗人必须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关注时事，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由此，他在很多篇目中表现出对杜甫的热爱正是基于杜甫的爱国思想，善于为民诉苦。诸如此类，都是一个青年学子内心世界真实的袒露。其次，《余生随笔》所涉及的诗人极多，表现出吴宓广博的知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这已初步形成了他后来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诗学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年仅二十的青年来说，有如此的学术功力真可谓奇才，难怪他的这组文章为清华同学赏识，他被称为“清华一支笔”当之无愧。再次，《余生随笔》的行文形式是断想式、随感式，这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论的风格，又具有开发新智的特点，这种文体到了作者的《空轩诗话》臻于成熟。如果我们细心阅读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就会发现其行文风格不无吴宓这种随感式文风影响的痕迹。
清华读书时代，对于吴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他在此饱读群书，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说：“一身所有所成，谋生之资力，学问之修养，莫不由清华所施与。”（《清华暑期周刊》1935年第3期、第4期）可见吴宓对母校的感念之情。清华给予了吴宓丰富的知识，《余生随笔》正是这些知识结出的小小果实。吴宓这种读书与习作相结合的为学方法至今仍是我们教育大学生的极佳的方法，尤其是文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