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知己，文字因缘
王荫南原是沈阳一家报社的编辑，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东北青年诗人、作家，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京，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词，但发表的不多。
吴宓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诗人，常言道：“惺惺惜惺惺。”1933年，一个偶然机会，王荫南通过朋友潘伯鹰（号凫公）介绍，将他的诗作送给吴宓。吴宓此时正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以此为阵地，多刊登抗战诗词，“以鼓舞士气而发扬国魂之佳作鸿文”。因此，吴宓很快将王荫南的《沈变纪事诗》及杂文合为一册，选登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来又将它汇编为一卷，重新刊登在他所编的《学衡》杂志第79期。吴宓同王荫南的交往纯属因诗文而起，并结为挚友。他谈到初读王荫南诗的感受：“宓既读王荫南之诗文，深为惊佩。虽未谋面，已于君之品格及性情气概，洞见无遗矣。”1933年6月的一天，吴宓听说王荫南来到北平，他马上用请柬恭邀王荫南到西长安街大陆春饭庄吃饭，作陪的还有当时知名教授缪钺、贺麟、叶麇诸等知友。吴宓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王荫南的印象：“君（王荫南）最后至，长身伟岸，布衣健谈，英爽之气逼人。宓于是初见君，深为心倾。后，觉君‘粗豪意气陈同甫，慷慨悲歌陆放翁’之句，自状平生最合。”这次见面，王荫南给吴宓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两人也互引对方为知己。从此以后，二人互赠诗歌，结下了深厚的文字之谊。
1933年12月30日上午，吴宓正在伏案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313期），忽然收到报社快函：“社务会议议决：文学副刊即行停办。”吴宓于是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终刊号上发表王荫南《癸酉咏怀诗》50首，并加编者按语，对王荫南给予高度评价：“北辽之王荫南君，为吾国诗界光明楮柱。亡国破家，惟得此以自慰而已。”1935年1月《吴宓诗集》印成出版，吴宓在其诗集附录《空轩诗话》中把王荫南列入第四十六条，并选录《癸酉咏怀诗》10首。吴宓把诗集赠送给当时在九江、后调往武汉的王荫南。王荫南对《吴宓诗集·空轩诗话》进行了认真研读，并加以评论。吴宓对王荫南的评论非常珍视，特别是王荫南对他的评价，吴宓“视为殊荣”。
雨生（僧）仁兄大鉴：大集至浔阳时，值吏事迫琐，匆匆一阅，未及评读，近来尘务稍清，独居无偶，子夜寒灯，再三抽绎，虽燕雀之智未喻天高，而鳞介之伦或窥海大，又见序论附录，足下虚怀若谷，惟求增益……窃谓足下于文学之工作，批评胜于创造，于诗理胜于情。要以得于西人者为多……故弟论诗之主旨，因以民生社稷为极则，然绝不敢摒弃山川女人……天下国家，与诗人合而为一。诗人一身，四气皆备。诗人一身，万物俱托，而当国乱之时，则以秋气为独多，悲歌为独盛……
从以上所摘片语，可以看出王荫南确实是一位很有思想、诗才、精通诗歌理论的诗人，他对诗歌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信末，他附了一首长诗，回顾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从“李白杜甫不复作”，直写到“吴生（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穆传人文，十年执笔持正论，一扫俗耳如秋蝇”。他对吴宓大加赞扬，并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意。在信的末尾，王荫南特意写道：“读大集既敬吟长古，献之座右，以志文字因缘，且述私怀仰慕。”
1936年春，王荫南回北平。当时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率东北军驻扎西安，王荫南由卢广绩、荆有岩推荐，任张学良将军总部秘书，吴宓当时并不知道此事。同年，他收到王荫南由西安寄来的诗作4首，特别是诗最后两句“只应化作苌弘血，碧染辽沙照沈京”，表现出王荫南高洁的气节。西安事变后，王荫南隐居北平，寂寞读书，不见一人，生计十分困难。直到1937年4月，吴宓才得知王荫南已回北平，便邀请王荫南在北平东安市场内五芳斋晚餐叙谈，各抒所怀，这也是吴宓与王荫南的第二次会面。当晚回清华园，王荫南连夜作诗7首，题为《丁丑春二月，喜见雨生（僧）兄于燕都》。
（一）
未见酷相思，相见语不倦。
孰谓朋友情，乃如男女恋。
君颜稍老苍，服义尚强健。
余岁即方刚，中心折百难。
世途多阻疑，人情易冰炭。
文章既累人，声名复贾怨。
形迹骤相亲，恐遭敌者讪。
悲欢万种肠，社稷无穷愿。
如何三载离，倾襟罄一饭。
（七）
岳岳泾阳吴，倔强我所敬。
一面已倾心，再见觉逾胜。
我生不妄交，有之即性命。
百年三万朝，因缘与永证。
呜呼自东归，寒暑易时令。
闭门非绝宾，客自断车乘。
食藿恒终朝，著书时及瞑。
……
这些诗歌，饱含着王荫南对吴宓的崇敬、赞赏之情，也可以看出二人深厚的情谊。
1937年7月5日，吴宓清晨从清华园搭车进城，同王荫南在西单的一个糖果店会面，共进早餐，然后同乘公共汽车前往西山。他们一起游灵光寺，登山畅谈，说诗论文，情感甚笃。傍晚，吴宓送王荫南到城里，然后搭乘晚班校车返回清华园。王荫南在《丁丑日记》中对此事有生动描述：
时日色已夕，欲赶汽车，驰下山。在休息处吃茶，雨僧出山西常燕生论诗旨及余春日赠诗七首，重读曰：“君诗实佳，即如‘悲欢万种肠’，人人皆言得，而‘社稷无穷愿’，则他人道不出也。”余因与雨僧畅论诗旨，座客皆为之惊咤。车久不至，侍者乃近曰“已无车矣”。乃乘洋车归。雨僧必欲送我还城，谊至可感。时斜阳西下，山影倒映，浓淡相间。草树晚青，蝉声纷喙。雨僧坐车厢中，频诵我诗，心益感之。九时始至西四，雨僧初犹欲请我同餐，以时不及，遄返清华。问之，知清华包伙，八时半即已结束。雨僧曰：“欲在城中留宿，一人殊寂寞，怅触前情，必不能眠，不如归去，室中尚有二香蕉可啖也。”
这天晚上，王荫南作《西山纪游诗》，第二天早上寄给吴宓，吴宓于“七月七日”早晨收到，正是卢沟桥事变之日，吴宓后来写文回忆起此事，甚为感慨。
八月二十八日战后，平津沦陷。宓入城居姑母家中，仍时往清华园。十月十三日，日军入据清华园，十一月七日宓携友生离平至津，航海南下，赴长沙国立临时大学任教。十月曾见王荫南二三次，不能多谈，时君为私立念一中学国文教员，示宓近作《移居》诗七律，词旨悲酸，寄托遥远，宓濒行，又承相送，遂成永别。二十七年（1938）在昆明，或宓见故都报纸，有“一叶论文学”，颇赞许宓，知系君所为，呜呼，缘居于此，不烦赘词，世之负气节而真爱文学者，读兹所录王荫南君之遗诗数篇，可以知君之才与志，而并知宓之悲矣。
以上引文，正是吴宓得知伟大的爱国诗人王荫南于1944年被日军杀害的消息后所写的长篇怀念文章《悼诗人王荫南烈士》一文中最后一段。从他们平生交往留下的大量诗文来看，这两位诗人的交往建立在各自对对方才志的钦慕上，是诗歌将他们从素不相识者而结为诚挚的朋友。正如王荫南的儿子王黎所说：“他们之间真是‘我生不妄交，有文即性命’‘未见酷相思，相见语不倦。孰谓朋友情，乃如男女恋’，‘悲欢万种肠，社稷无穷愿’。王荫南写给吴宓的赠诗中，描绘两人真挚交往的情景触目皆是，生动感人之句，诵读之中每催人泪下。”吴宓“论文交友，完全摒弃世俗以出身、地位、名分划分亲疏等陈腐观念，不存地域、门户、派系之偏见，而升华到诗人的纯真感情”。
从吴宓同王荫南的文字交往中，可以看出吴宓高贵的品格。他平生好读书，喜作诗，所以对有才气、重气节的王荫南十分钦佩，读其诗而佩其才，见其人而尚其志，终究结成文字之交，堪称君子之交的典范。